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全球信息空间中的可见度明显提升,国际传播已从过去的“被解释”逐渐转向主动“解释中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然而,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提高国际传播声量,是否必然能够赢得国际信任?答案并不简单。 国际传播的意义,不只是让世界听见中国,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信任中国,并将国家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声量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一、国际传播首先解决“可见度”问题 国际传播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第一层是可见度,即世界是否知道中国,是否能够接触中国的信息。在这一层面,中国国际传播取得了明显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科技实力提升、企业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信息环境中的重要参与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世界是否听见中国”,而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国”。换言之,过去的核心任务是扩大国际存在感,而现在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认知影响力。 二、声量提升并不等于信任提升 国际传播效果并不是单一指标。从传播效果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可见度: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这是传播的基础。 第二,理解度:让别人理解你的行为逻辑。这是传播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第三,信任度:让别人相信你的信息和解释。这是传播产生影响的关键。 第四,认同度:让别人接受你的理念,并愿意合作。这是国际传播的更高目标。 现实中,一个国家可能拥有较高的国际可见度,但并不一定拥有相应的国际信任度。原因在于: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个认知建构过程。 声音更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影响更大;信息更多,并不必然意味着信任增加。甚至,效果有可能相反。 三、国际传播面临“信息增加与噪音增加”的双重挑战 现代国际传播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主要问题是信息不足;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来自信息过载。 全球信息空间中,不同国家同时发声;不同媒体竞争解释权;不同平台放大冲突性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数量增加,并不一定带来理解增加。 如果以不合适的方式,譬如音量过大,向不需要的人频繁传播,或者信息与受众的既有认知、利益和立场冲突,那就是在制造“噪音”,就可能令人反感。 四、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也会引发非预期反应...
2026-07-27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2025-07-21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2026-07-24文/顾明川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在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环节出现严重操作失误,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与考生强烈不满,事件已引起海南省教育厅介入调查。截至4月17日,事件核心处理进展已明确,但校方仍未发布正式官方通报。 事件核心时间线与细节 4月8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放,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启动美术与书法(135600)专业调剂工作,该专业本轮计划调剂名额仅为6个。 4月9日中午:学院通过研招网系统,向12名考生发送调剂复试通知,要求 4 小时内确认,并明确4月11日资格审查、4月12日正式复试。 4月9日-10日:12名考生全部确认复试资格,多人已连夜预订机票、高铁及酒店,跨越千里抵达海口,部分考生已入住学校附近酒店并加入学院官方复试群,提交审查材料。多名考生证实,学院曾多次电话确认考生能否按时到场。 4月10日深夜(复试前夕):学院在复试群内紧急通知,因工作失误,此前发送的12份复试通知全部作废,单方面取消所有考生复试资格。学院初步解释为未严格执行“政治+英语合计不低于137分”的内部分数线,但该标准事前未公示。 4月11日晚:受害考生在社交平台集体发声,曝光遭遇,事件迅速发酵。考生反映,多次与学院沟通均获模糊回应,无明确解决方案。此时全国考研调剂系统已近关闭,考生错失其他调剂机会,面临“无学可上”困境。 4月13日:海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公开回应,确认事件确系学校方面原因,已介入并与校方沟通,将结合考生诉求推进解决方案。同日,海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对媒体表示,问题 “已经处理”,涉事...
2026-04-17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2025-08-15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2025-02-23一个新概念能否成为原创理论,不仅取决于提出者的命名,更取决于它是否形成了区别于既有理论的独立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17日 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更需要明确其研究对象、核心命题与解释框架,并在既有国际学术研究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制度传播”概念,试图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强调制度实践不仅是国家形象传播的背景,也是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对这一概念进行国际原创性评估,有助于认识其理论价值及其与既有国际传播研究的关系。 一、概念来源:从国际传播实践中提出问题 毕研韬在2025年发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并在2026年与唐玥宸合作发表的《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阐释其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 相关研究提出,制度传播是将传播主体的治理理念、价值观念和制度逻辑,以可验证、可理解的方式置于国际语境,在全球环境中建立信任与共识的过程。这一定义把制度实践与国际传播联系起来,试图回答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及其实际表现,使国际受众理解其治理逻辑,并据此形成对该国的认知与信任? 这一问题意识不同于单纯增加传播内容、扩大传播声量或优化话语表达。它强调,国际传播不仅要说明一个国家主张什么,还要让国际受众能够观察、理解和验证其制度如何运行。 二、国际文献:存在相关研究,但不宜简单等同 国际传播及其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公共外交、国家形象、国际信任、制度合法性等研究传统。这些研究分别关注国家如何与外国公众建立关系、国家形象如何形成、国际信任如何产生,以及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与国际合作。这些成果为理解制度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但不能仅因它们涉及制度、信任或国家形象,就将其认定为“制度传播”的同一理论。 从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看,毕研韬提出的制度传播强调制度本身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关注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内容,并进一步成为国际信任的基础。其理论重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构对外沟通,也不是单纯研究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而是尝试将制度实践、国际受众理解与传播效能纳入同一解释框架。...
202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