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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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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中国学者提出的两个国际传播原创概念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理论,也需要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概念与理论。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的空间结构、制度基础和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主张。 梳理这些成果,不能简单罗列新名词,也不能把一般传播学理论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都视为原创。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者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或解释框架,是否突破了既有理论的解释边界。 从目前梳理的成果看,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是两个值得重点讨论的原创理论。 一、周边传播:重新认识国际传播的空间逻辑 周边传播理论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地教授于2013年首次提出,后经持续研究逐步发展为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2024年,该理论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2022年度原创概念、理论评选的四项成果之一。 周边传播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周边空间及其关系结构置于传播研究的重要位置。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文化联系、历史交往和现实利益,会影响信息流动、受众认知及传播效果。国际传播因此不能仅仅理解为传播主体向境外受众输出信息,还需要研究传播发生的空间条件,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传播过程。 陆地等学者在《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等研究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理论依据、功能与应用,推动其从概念提出走向系统化建构。 周边传播的理论价值,在于将地理与关系因素纳入国际传播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周边国家之间的传播活动提供了不同于一般信息流动研究的视角。 二、制度传播:从信息输出转向制度认知 制度传播是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国际传播原创概念。其理论核心是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使制度实践成为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 制度供给者通过制度设计、执行和服务等实际行动释放制度信号;国际主体则通过参与和体验制度形成认知,并通过自身行动和经验向其他主体传递信息。制度实践由此进入国际传播过程,并可能通过可验证性、可理解性和可预期性影响国际信任的形成。 制度传播试图将制度运行与传播过程联系起来,强调传播行为与制度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不仅是传播所描述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影响传播效能的重要资源。制度规则能否得到理解、治理实践能否被观察、制度运行是否具有可预期性,都可能影响外部受众对一个国家及其制度的判断。 制度传播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制度设计、治理实践、外部认知与国际传播效能联系起来,推动研究视角从信息呈现进一步延伸到制度如何被理解和评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制度传播不能简单等同于英文文献中的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术语相近并不意味着概念相同。判断两者的关系,应当比较其研究对象、核心定义和理论机制,而不能仅依据字面翻译。 三、原创理论需要什么标准? 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路径并不相同。前者侧重国际传播的空间及关系结构,后者侧重制度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点,是尝试从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出发,提出新的分析问题与解释框架。 评价此类成果,需要考察三个方面。 首先是概念原创性,即核心定义与既有研究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其次是理论系统性,即概念是否形成相互关联的命题和解释机制。最后是解释能力,即理论能否说明传播现象为何发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以及如何通过经验研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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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亚洲北美

2026年,中美关系将进一步恶化:欧洲权威智库

中美关系或将迎来新一轮下行周期,全球格局也将随之更加动荡。 文/毕研韬 近期,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机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发布了《2026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年度报告,报告最抓眼的一句话是: “2026年,中美关系很可能在多个方向进一步恶化。” 一、专家几乎“一边倒”:中美在五大领域都可能更紧张 MERICS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邀请了百余名欧洲和国际中国问题专家参与预测。结果显示: 在政治、贸易、科技、投资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中美关系 2026 年大概率会变得更紧张。其中 2.贸易摩擦可能再升级 国际供应链正在重构,各国都在重新算账、分散风险。中美在新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大,“贸易安全”“产业补贴”等议题都会成为矛盾点。 3.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热点...

传播学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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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传播》:透视中国的新窗口

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亚洲北美

美国发布2025《国家安全战略》: 对华定位调整,台湾成焦点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份核心战略文件。新战略在外交、安全、经济与供应链政策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中国”被提及21次,“台湾”被提及8次。 一、新版NSS的总体架构:现实主义回归+国力优先 新版NSS核心理念是:实力为本、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安全和国力的整体布局。主要特征包括: 1.“核心国家利益+国力基础”重构:战略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产业基础、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经济安全、技术优势、工业复兴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基础。 2.“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与过去强调价值输出、民主推广不同,本次报告放弃了广泛输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目标。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和平商业关系,而不强加不同社会制度或传统”。  3.战略重心转移与安全威胁重新排序:报告对欧洲、传统多边机制的关注大为减少,对西半球、拉美的关注上升,同时把印太地区、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地缘对抗等列为核心领域。 二、对华(含台湾)政策:从结构性竞争到多维战略配置 报告中,“中国”与“台湾”出现频次高(分别为21次、8次),足见其在2025版NSS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相比,新版安全战略有以下主要变化: 1.将中国定义为“结构性对手/全面战略竞争者” 报告指出,美国过去对华的“市场开放+规则基础秩序”假设失败。它明确批评: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接触政策“让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却未能让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反而让中国“更富、更强”。报告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长期利益与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传播学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