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竞争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的扩张与挑战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 这种变化，与全球传播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不再完全由中央媒体塑造。城市、地方文化、企业、文旅品牌乃至普通个体，都可能成为国际认知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推动地方国际传播，具有一定现实逻辑。问题在于，国际传播体系的扩展，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国际传播能力。 CMP观察到的几个突出问题 在持续追踪ICC建设过程中，CMP识别出几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首先，是内容同质化问题。 CMP认为，许多地方ICC虽然强调“讲好地方故事”，但实际内容却存在较强模板化倾向。例如相似的城市宣传片结构、相近的短视频表达方式、类似的“文化+科技+开放”叙事框架、高度一致的城市国际化语言。 理论上，地方国际传播应当具有明显差异性，因为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资源、产业结构与社会经验，但现实中，“地方化”并未完全转化为“表达多样化”。 其次，是国际传播专业能力建设问题。 CMP多次提到，不少地方ICC虽然平台建设速度较快，但国际传播人才储备仍相对有限，尤其缺乏熟悉海外平台传播规律、国际受众心理与跨文化传播机制的专业团队。 对于许多地方而言，国际传播仍属于一个相对新的领域。从国际受众研究到全球平台运营，再到跨文化叙事能力建设，都还处于积累阶段。 第三，是传播效果与资源投入之间的落差问题。 CMP注意到，一些地方ICC在机构建设、平台搭建与内容生产方面投入较大资源，但海外传播影响力并未同步增长。例如，一些海外账号虽然更新频繁，但互动率、用户黏性与国际议题塑造能力仍然有限。...
美国民主基金会如何塑造涉华认知
导语：当国际舆论场的竞争从“谁在发声”转向“谁在组织发声”，影响力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改变。资金、网络与议题设置，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文/毕研韬 一、从资助到叙事：一种嵌入式影响路径 作为由美国国会拨款支持的机构，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长期通过资助全球各地的媒体、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信息生产过程。与传统公共外交直接输出立场不同，这一机制更具“嵌入性”：它依托本土主体，在目标国社会内部生成内容与观点。 这种路径的关键，不在于形成统一声音，而在于影响认知的生成方式。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环节：首先，通过选择议题，决定哪些问题进入公共讨论；其次，通过研究与报道，塑造解释框架；最后，借助跨国网络，将相关内容扩散至更广泛受众。 其结果，是外部影响不再以“外来信息”的形式出现，而是融入本地知识与媒体体系之中。 二、资助网络的结构特征 从公开的年度资助清单来看，这一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结构。 其一，地域分布广泛但重点清晰。项目覆盖东欧、拉美、非洲及亚洲，不同地区关注议题各有侧重。在部分发展中国家，重点集中于媒体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则更多涉及政治参与与制度透明。 其二，参与主体多元。受资助对象包括独立媒体、政策研究机构与各类社会组织。这种多元组合，使信息生产不依赖单一渠道，而形成分布式结构。 其三，议题呈现出间接嵌入特征。涉华内容往往并不以“中国”为唯一主题，而是出现在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或发展模式等议题之中，通过比较与参照影响认知。 三、美国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一体系 围绕这一资助体系，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 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主基金会属于制度性共识工具，其经费由国会批准，长期获得两党支持。在主流舆论中，其存在本身并非争议焦点，而更多被视为一种非军事、低成本的对外手段。与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相比，其公众可见度较低，但正当性较少受到系统性质疑。 国际社会的态度则呈现出分化格局。 在欧盟等西方体系内部，该机构通常被视为“民主支持网络”的组成部分，与本国类似机制具有理念一致性，因此整体接受度较高。 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态度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一些社会组织欢迎外部资金与能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层面对外部资助保持审慎，往往通过法律与制度进行监管。 在一些与美国存在战略竞争或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中，这一机构则被视为潜在的政治干预工具，其相关活动可能受到限制。 这一差异说明：国际社会对其评价，并不主要围绕具体项目本身，而是嵌入在对美国角色的整体认知之中。 四、时间结构与“可见性的边界”...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二、“影响力行动”：从传播问题到安全议题 从已披露内容看，该报告的分析框架明显不同于传统“反虚假信息”叙事。其关注重点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资金来源与传播网络之间的关联、“叙事扩散”（narrative amplification）机制。 相关报道指出，部分社会组织被纳入“影响力网络”的分析视野之中，被视为信息传播结构中的关键节点。 这种界定方式，意味着美国政策界正在将信息问题从“传播层面”转化为“安全层面”，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换言之，“谁在传播信息”与“信息如何被组织”，已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变量。 三、发布方式的变化：从公共传播转向制度嵌入 与以往国务院发布对外报告不同，该文件并未公开，而是直接进入国会体系。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运作逻辑的调整。 传统路径通常是：报告发布→媒体传播→舆论形成→政策推动，而当前路径则更接近：报告提交→国会讨论→ 立法或预算支持→政策落实。 在这一机制中，报告不再承担“说服公众”的功能，而主要服务于政策合法性建构与制度运作。因此，其影响不依赖传播规模，而依赖制度通道。 四、国内约束：言论自由争议与政策收缩...
文章推介
“摇滚女尼”琼英•卓玛被搬上荧幕
文/毕研韬 音乐纪录片《次第花開》（Ani Bond: Choying Drolma）被誉为尼泊尔版的《音乐之声》。影片用来自喜马拉雅的天籁之音，讲述了“摇滚女尼”琼英•卓玛（Choying Drolma）的传奇故事。 影片于2023年斩获华沙国际电影节最佳亚太电影奖、最受观众欢迎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之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音乐音响奖。2024年《次第花开》受邀成为尼泊尔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次第花开》由林芬、白杉两位导演联袂执导，主要采访对象包括琼英•卓玛、努•巴杰拉查里亚、益西曲珍、阿旺拉姆、白玛仁钦、卓玛次仁。 导演林芬（左）与白杉（右）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泊尔藏族歌者，因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音乐风格被誉为“天籁歌者”、“摇滚女尼”。她的音乐扎根于藏族文化沃土，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姑，她的宗教素养为她的音乐作品注入了深邃的精神内涵。她以音乐传递对生命、爱与和平的思考，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和开拓者。 琼英•卓玛不仅在藏族文化圈享有极高声誉，她的音乐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琼英•卓玛用梵音咏唱的《大悲咒》是我几乎天天聆听的天籁之音。...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为啥在白宫激烈争吵
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2012-2024年，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增长约18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100余所；到2021年底，已增长至约1440所；截至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1929所。若按2012年100所为基数测算，至2024年净增长约18.29倍，总量扩大至约19.3倍。这一扩张速度，在中国高校院系建制演变中具有显著结构意义。 一、阶段性增长轨迹：2012—2021—2024 2012年至2021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由约100余所增长至1440余所。按照100所估算，九年间总量扩大约14.4倍。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少量建制”向“普遍建制”的转变。 2021年至2024年，数量由1440所继续增长至1929所，三年净增近500所。尽管增速较前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到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高校，并延伸至部分高职院校。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2012年与2021年的数据见教育部官网发布内容；2024年1929所的数据见权威媒体对教育系统建设情况的报道。 二、2019年：政策转折节点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战略定位。官方评论将这一会议视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之后，高校层面加快推进独立建院、师资专职化、课程体系规范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由部分高校的教学部门形态，逐步转向标准化院级建制。这一时间节点，与随后数量快速扩张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三、2021年制度文件：结构性巩固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功能定位、组织领导、学科建设和保障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纳入党委责任体系和高校考核评价体系，并强调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示范作用。 这一制度性文件，为数量扩张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框架，也使机构建设从阶段性推进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