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竞争
谁来解读西藏？——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的主体困境
让世界理解西藏，关键在于构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主体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0日 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基本规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传播主体本身就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向世界讲什么故事固然重要，但由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凭借什么能力讲，往往更能影响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西藏这一具有高度历史复杂性、文化特殊性和国际关注度的议题上，传播主体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解释功能，还决定故事的国际接受度。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涉藏国际传播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什么样的主体结构，才能支撑有效的涉藏国际传播？这关系中国如何在全球认知空间中解释西藏。 一、国际传播竞争首先是解释权竞争 国际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出。在全球舆论环境中，一个议题的国际认知，往往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其中政府机构提供政策解释、媒体生产公共叙事、学术界提供知识框架、社会群体提供生活经验、国际观察者形成外部评价。西藏议题正是如此。 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对西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国叙事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社会进步；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则更多从宗教传统、文化身份、历史记忆以及人权理念等角度观察西藏。 这些不同框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西藏国际传播的基本环境。 因此，涉藏国际传播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如何表达中国观点”，更是 如何让中国的制度逻辑、发展实践和社会变化进入国际受众的理解框架。 这需要的不仅是表达能力，更是穿透能力和解释能力。 二、权威性与可信度：政府主体面临的国际传播张力 政府是国际传播不可替代的主体。对任何国家而言，政府都有责任解释国家政策、回应国际关切、介绍治理实践。涉藏议题同样如此。 中国政府拥有关于西藏治理的主体身份，承担对外沟通的重要责任。但是，国际传播具有不同于国内传播的特点。在国内环境中，权威往往来自组织身份， 而在国际环境中，可信度往往来自专业能力、知识积累、交流经验、第三方认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在这个方面，Perception is reality（认知即现实）是底层逻辑。 因此，政府传播具有权威优势，但并不能替代其他类型传播主体。一个成熟的国际传播体系，不应只有政策解释，也需要知识解释、文化解释和生活解释。 换言之，政府可以回答“如何治理西藏”，但国际传播还需要重塑“世界如何理解西藏”。 三、国内传播逻辑与国际传播逻辑的差异...
欧洲激辩“中国冲击2.0”：中国总理李强正面回应
2026年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明确表示，所谓“中国冲击2.0”并不存在，并提出应更多关注“中国机遇2.0”。这一表态并非偶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过去一年多来，欧盟内部围绕China Shock 2.0（中国冲击2.0）展开了持续争论。一边担忧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和工业技术竞争力快速提升可能对欧洲产业形成压力，另一边则认为，将复杂的全球产业变迁归结为“中国冲击”并不能真正解释欧洲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李强的公开回应，实际上也是对欧洲相关讨论的一次直接表态。 一、欧洲为何就“中国冲击2.0”激辩 与二十年前相比，欧洲今天面对的中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所谓“中国冲击1.0”，通常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凭借规模化制造能力进入全球市场，对欧美部分传统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就业转移、产业外包和区域经济失衡等问题。 “2.0”的提出，则反映出竞争格局的变化。 如今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纺织、家具或低端制造，而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备、储能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产业。 在欧洲部分政策制定者看来，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欧洲产业政策。 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和政策研究者认为，将欧洲产业面临的压力简单归因于“中国冲击”并不充分。 欧洲自身长期存在投资不足、能源成本上升、创新转化效率下降以及内部市场碎片化等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同样影响着欧洲产业竞争力。 因此，欧盟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并非围绕“中国是否崛起”，而是围绕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欧洲应如何解释自身在全球产业重组中的位置变化？ 二、从经济概念到政策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冲击2.0”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近年来，欧盟逐渐将经济议题纳入“战略自主”“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等框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China Shock 2.0”开始承担新的政策功能。 首先，它是一种解释工具。面对欧洲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部分产业外迁以及绿色转型成本上升等问题，该概念为政策讨论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
西藏国际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同样一条信息，不同的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例如，对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赋予不同的意义。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事实上。 很多时候，各方看到的是同一个事实，但解释事实的框架并不相同。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障碍未必是信息缺失，而可能是认知体系差异。 如果双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认知坐标系，那么即使信息越来越多，也未必能够自动转化为理解。 二、西藏为什么容易成为认知争议议题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西藏具有几个特殊特征。 首先，它同时涉及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发展、国家治理等多个维度。 其次，它长期处于国际政治与国际舆论的关注之下。 再次，不同国家和社会对这些议题本身就存在不同价值观和解释传统。...
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5日 报告认为，不同于过去直接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传播中更加重视议题框架和认知环境的塑造。这一判断引发了国际战略传播研究领域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加拿大智库对中国传播活动的分析框架，其结论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为观察当前国际叙事竞争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一、从立场传播到框架塑造 根据MIGS报告的分析，中国涉台传播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 报告认为，过去相关传播活动往往围绕历史、主权、统一等议题展开，立场表达较为明确；现在，传播内容越来越多地强调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报告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立化叙事”（neutralization narrative）。 按照报告的解释，这种传播方式并不一定试图说服外部社会接受某一特定政治立场，而是通过强调风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导外部受众对台湾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实际上涉及一种常见的传播策略转变：从直接说服（persuasion）转向框架建构（framing）。传播的重点不再只是提供某种答案，而是影响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本质上这正是西方战略传播理论的精髓。 二、国际传播进入“认知竞争”阶段 MIGS报告将这一变化放在更广泛的国际竞争背景下进行分析。...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的扩张与挑战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 这种变化，与全球传播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不再完全由中央媒体塑造。城市、地方文化、企业、文旅品牌乃至普通个体，都可能成为国际认知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推动地方国际传播，具有一定现实逻辑。问题在于，国际传播体系的扩展，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国际传播能力。 CMP观察到的几个突出问题 在持续追踪ICC建设过程中，CMP识别出几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首先，是内容同质化问题。 CMP认为，许多地方ICC虽然强调“讲好地方故事”，但实际内容却存在较强模板化倾向。例如相似的城市宣传片结构、相近的短视频表达方式、类似的“文化+科技+开放”叙事框架、高度一致的城市国际化语言。 理论上，地方国际传播应当具有明显差异性，因为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资源、产业结构与社会经验，但现实中，“地方化”并未完全转化为“表达多样化”。 其次，是国际传播专业能力建设问题。 CMP多次提到，不少地方ICC虽然平台建设速度较快，但国际传播人才储备仍相对有限，尤其缺乏熟悉海外平台传播规律、国际受众心理与跨文化传播机制的专业团队。 对于许多地方而言，国际传播仍属于一个相对新的领域。从国际受众研究到全球平台运营，再到跨文化叙事能力建设，都还处于积累阶段。 第三，是传播效果与资源投入之间的落差问题。 CMP注意到，一些地方ICC在机构建设、平台搭建与内容生产方面投入较大资源，但海外传播影响力并未同步增长。例如，一些海外账号虽然更新频繁，但互动率、用户黏性与国际议题塑造能力仍然有限。...
美国民主基金会如何塑造涉华认知
导语：当国际舆论场的竞争从“谁在发声”转向“谁在组织发声”，影响力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改变。资金、网络与议题设置，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文/毕研韬 一、从资助到叙事：一种嵌入式影响路径 作为由美国国会拨款支持的机构，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长期通过资助全球各地的媒体、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信息生产过程。与传统公共外交直接输出立场不同，这一机制更具“嵌入性”：它依托本土主体，在目标国社会内部生成内容与观点。 这种路径的关键，不在于形成统一声音，而在于影响认知的生成方式。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环节：首先，通过选择议题，决定哪些问题进入公共讨论；其次，通过研究与报道，塑造解释框架；最后，借助跨国网络，将相关内容扩散至更广泛受众。 其结果，是外部影响不再以“外来信息”的形式出现，而是融入本地知识与媒体体系之中。 二、资助网络的结构特征 从公开的年度资助清单来看，这一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结构。 其一，地域分布广泛但重点清晰。项目覆盖东欧、拉美、非洲及亚洲，不同地区关注议题各有侧重。在部分发展中国家，重点集中于媒体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则更多涉及政治参与与制度透明。 其二，参与主体多元。受资助对象包括独立媒体、政策研究机构与各类社会组织。这种多元组合，使信息生产不依赖单一渠道，而形成分布式结构。 其三，议题呈现出间接嵌入特征。涉华内容往往并不以“中国”为唯一主题，而是出现在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或发展模式等议题之中，通过比较与参照影响认知。 三、美国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一体系 围绕这一资助体系，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 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主基金会属于制度性共识工具，其经费由国会批准，长期获得两党支持。在主流舆论中，其存在本身并非争议焦点，而更多被视为一种非军事、低成本的对外手段。与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相比，其公众可见度较低，但正当性较少受到系统性质疑。 国际社会的态度则呈现出分化格局。 在欧盟等西方体系内部，该机构通常被视为“民主支持网络”的组成部分，与本国类似机制具有理念一致性，因此整体接受度较高。 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态度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一些社会组织欢迎外部资金与能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层面对外部资助保持审慎，往往通过法律与制度进行监管。 在一些与美国存在战略竞争或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中，这一机构则被视为潜在的政治干预工具，其相关活动可能受到限制。 这一差异说明：国际社会对其评价，并不主要围绕具体项目本身，而是嵌入在对美国角色的整体认知之中。 四、时间结构与“可见性的边界”...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二、“影响力行动”：从传播问题到安全议题 从已披露内容看，该报告的分析框架明显不同于传统“反虚假信息”叙事。其关注重点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资金来源与传播网络之间的关联、“叙事扩散”（narrative amplification）机制。 相关报道指出，部分社会组织被纳入“影响力网络”的分析视野之中，被视为信息传播结构中的关键节点。 这种界定方式，意味着美国政策界正在将信息问题从“传播层面”转化为“安全层面”，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换言之，“谁在传播信息”与“信息如何被组织”，已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变量。 三、发布方式的变化：从公共传播转向制度嵌入 与以往国务院发布对外报告不同，该文件并未公开，而是直接进入国会体系。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运作逻辑的调整。 传统路径通常是：报告发布→媒体传播→舆论形成→政策推动，而当前路径则更接近：报告提交→国会讨论→ 立法或预算支持→政策落实。 在这一机制中，报告不再承担“说服公众”的功能，而主要服务于政策合法性建构与制度运作。因此，其影响不依赖传播规模，而依赖制度通道。 四、国内约束：言论自由争议与政策收缩...
文章推介
中国严查电动自行车，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欧盟如调整“一中政策”，或产生反效果
近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简称CEPS）发表文章，建议欧盟“调整”（bend）“一个中国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完全相同。 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对台湾主权归属采取不同程度的模糊处理。 当美国、欧盟、日本等外部力量不断提高台湾的国际战略价值，并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竞争的重要工具时，会不会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紧迫感？这是我近期时常思考的问题。...
一线教师“保命法则”
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What Western Think Tanks See Is Not the Whole of China
Author: Bi Yantao Date: June 5,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methodological...
全民觉醒：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认知大跃迁
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