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竞争
中国10个省（自治区）已聘请国际传播顾问
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我国国际传播可大体分为“斗争型”和“沟通型”，专家也明显分为这两类。 “斗争型”主要针对涉及国家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国际舆论竞争，包括舆情回应、立场表达、叙事竞争、地缘博弈等。这类传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情境性，在特定议题和特定时期不可替代。 “沟通型”则着眼于理解外部社会，通过受众研究、跨文化传播、国际舆论分析和长期关系建设，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形成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二者服务于不同的传播任务。对多数省份而言，日常国际传播更多属于沟通、交流和发展合作领域；对国际关注度较高、涉外议题较为敏感的地区，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沟通、回应与舆论斗争之间形成适当的专业配置。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舆论中的分歧并不会因为反复争辩而自然消失。对于新疆、西藏等地区，必要的回应和反制不可缺少，但更长期的工作还包括增加真实信息供给、改善国际沟通渠道、扩大国际社会对当地的直接了解。 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应对外部压力而采取的传播行动，也可能被另一方进一步理解为对抗性行动。 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提醒我们：在某些场景下，双方交流越多，彼此的分歧反而增大。中美关系可能是一面镜子。 涉及国家重大原则和核心利益的国际舆论斗争，应由中央统筹，地方主要做好信息提供、事实支撑、舆情监测和工作配合。地方国际传播则应根据自身任务确定重点，避免把特定领域的舆论斗争逻辑泛化为日常国际传播逻辑。 三、专业能力不能让位于“名气”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顾问，应首先看其是否真正懂国际传播，而不能只看头衔和名气。 国际传播是一项专业工作。专家应当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理论素养，同时了解国际政治、跨文化沟通和国际传播生态；既能够分析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一个地方，也能够判断不同传播方式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警惕国际传播新陷阱：真实信息也能被操纵
美欧转向警惕“真实信息的操纵”：事实可以被选择、重组与放大，最终让受众在全部真实的碎片中形成偏离完整现实的认知。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1日 过去讨论国际信息操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近几年，美欧相关机构关注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信息本身并非虚假，甚至来自真实事件，却可能通过选择、组合、脱离语境、情绪化包装以及算法放大，最终产生明显的误导性传播效果。 一、从“假信息”到“信息操纵”：欧盟关注点正在变化 欧盟近年来逐步使用“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这一概念，替代单纯的“虚假信息”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认为，信息操纵并不只包括制造虚假内容，也包括对事实、信息传播网络和受众认知过程进行有组织的干预。 2023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EEAS）发布首份FIMI威胁报告，此后持续进行年度跟踪。2024年的第二份报告分析了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间的750起FIMI事件。2025年的第三份报告则进一步把研究对象从具体内容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账号、网站和跨平台传播网络。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欧盟开始强调“传播方式”本身。 EEAS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很多信息操纵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单一平台，而是在多个平台同时展开，内容由不同账号交叉发布，再根据目标受众选择不同的平台。报告记录的案例中，至少349起使用了“内容本地化”技术，即通过当地语言、文化、事件和社会议题重新组织信息，以提高内容的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欧盟还特别关注利用现实社会中的热点议题。EEAS曾指出，相关行动往往借助已经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再加入具有情绪色彩的内容，使信息更容易传播。例如，欧洲方面曾将德国农民抗议等社会事件列入FIMI观察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未必需要制造一个完全虚假的事件。一个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加上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框架和情绪表达，同样可能形成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传播效果。 二、美国也在研究：事实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近年来同样开始从“虚假信息”向更广泛的“外国信息操纵”研究转变。 美国国务院2024年发布《应对外国国家信息操纵框架》，将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定义为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并提出加强独立媒体、事实核查、媒体素养和数字素养等方面的能力。这里的重点已经不只是删除虚假信息，而是提高整个信息环境抵御操纵的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研究人员在分析与中国、俄罗斯有关的信息活动时，并没有简单地把所有内容划分为“真假”两类，而是特别关注“缺乏支持的说法”、来源关联以及这些信息是否明显服务于某种战略利益。换言之，研究对象已经从单纯的“虚构事实”，延伸到信息如何被选择和组织。 这一区分十分重要。 一条信息可能是真实的，但它只是全部事实中的一部分；一个社会事件可能确实发生过，但它并不一定代表整个社会；一个统计数字可能完全准确，但如果只呈现对某一结论有利的数字，而省略其背景和比较维度，也可能形成与完整事实明显不同的认知。 因此，“事实真实”与“叙事真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2024年曾强调，准确的信息对于民主社会至关重要，同时指出信息操纵不仅涉及虚假内容，也会影响公众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美国、英国和加拿大2024年发表的联合声明，把外国信息操纵视为一种可能削弱民主制度和社会信任的跨国行为。 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真实信息如何产生非真实认知” 从欧美近年来的研究和政策实践看，国际传播中的操纵机制正在越来越多地从“制造虚假信息”转向“组织真实信息”。 其基本过程并不复杂：首先选择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其次从大量事实中选择其中一部分；然后通过特定的标题、画面、语言和情绪进行重新包装；再通过多个账号、不同平台和算法机制提高其可见度。最终，受众接触到的每一条信息可能都是真的，但由这些信息组合起来形成的整体印象，却可能与事件的完整背景存在明显距离。 欧盟2025年的FIMI报告已经将这种跨平台、跨账号的传播网络作为重要研究对象。2026年，EEAS进一步把人工智能纳入FIMI研究，强调AI降低了内容生产、翻译和跨语言传播的成本，使信息操纵能够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频率展开。...
中美经济博弈2.0：“规则叙事”是关键
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正在超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制裁伊朗，本来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美国进一步要求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承担美国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美国是否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是：美国是否有权决定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中美经济博弈2.0的重要特征，它所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双边经济规则，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果某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受到美国制裁，与其开展特定经济活动就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中国的立场则是：美国国内法不应自动成为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的国际规则；中伊正常贸易关系的合法性，应当依据国际法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规则进行判断。 1.0讨论的是中美之间应该怎样竞争，2.0需要回答：国际社会应该依据什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程度变化，而是博弈层级的升格。 三、2.0真正争夺的，是国际规则的形成能力 国际规则竞争并不只是写出一套规则文本。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规则主张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进一步进入政府决策、企业合规、金融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实际运行。 美国的优势正在这里体现出来。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还拥有美元体系、全球金融网络、重要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跨国企业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形成的制裁规则，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向其他国家扩散。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正式宣布接受美国的规则。只要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不遵守美国规则会产生巨大风险”，美国规则就可能通过合规机制进入国际经济活动。...
谁来解读西藏？——中国涉藏国际传播的主体困境
让世界理解西藏，关键在于构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主体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0日 在国际传播领域，一个基本规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传播主体本身就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向世界讲什么故事固然重要，但由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凭借什么能力讲，往往更能影响传播效果。 尤其是在西藏这一具有高度历史复杂性、文化特殊性和国际关注度的议题上，传播主体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和意义解释功能，还决定故事的国际接受度。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涉藏国际传播逐渐受到重视。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什么样的主体结构，才能支撑有效的涉藏国际传播？这关系中国如何在全球认知空间中解释西藏。 一、国际传播竞争首先是解释权竞争 国际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出。在全球舆论环境中，一个议题的国际认知，往往由多种力量共同塑造，其中政府机构提供政策解释、媒体生产公共叙事、学术界提供知识框架、社会群体提供生活经验、国际观察者形成外部评价。西藏议题正是如此。 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对西藏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国叙事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社会进步；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则更多从宗教传统、文化身份、历史记忆以及人权理念等角度观察西藏。 这些不同框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西藏国际传播的基本环境。 因此，涉藏国际传播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只是“如何表达中国观点”，更是 如何让中国的制度逻辑、发展实践和社会变化进入国际受众的理解框架。 这需要的不仅是表达能力，更是穿透能力和解释能力。 二、权威性与可信度：政府主体面临的国际传播张力 政府是国际传播不可替代的主体。对任何国家而言，政府都有责任解释国家政策、回应国际关切、介绍治理实践。涉藏议题同样如此。 中国政府拥有关于西藏治理的主体身份，承担对外沟通的重要责任。但是，国际传播具有不同于国内传播的特点。在国内环境中，权威往往来自组织身份， 而在国际环境中，可信度往往来自专业能力、知识积累、交流经验、第三方认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在这个方面，Perception is reality（认知即现实）是底层逻辑。 因此，政府传播具有权威优势，但并不能替代其他类型传播主体。一个成熟的国际传播体系，不应只有政策解释，也需要知识解释、文化解释和生活解释。 换言之，政府可以回答“如何治理西藏”，但国际传播还需要重塑“世界如何理解西藏”。 三、国内传播逻辑与国际传播逻辑的差异...
欧洲激辩“中国冲击2.0”：中国总理李强正面回应
2026年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明确表示，所谓“中国冲击2.0”并不存在，并提出应更多关注“中国机遇2.0”。这一表态并非偶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过去一年多来，欧盟内部围绕China Shock 2.0（中国冲击2.0）展开了持续争论。一边担忧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和工业技术竞争力快速提升可能对欧洲产业形成压力，另一边则认为，将复杂的全球产业变迁归结为“中国冲击”并不能真正解释欧洲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李强的公开回应，实际上也是对欧洲相关讨论的一次直接表态。 一、欧洲为何就“中国冲击2.0”激辩 与二十年前相比，欧洲今天面对的中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所谓“中国冲击1.0”，通常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凭借规模化制造能力进入全球市场，对欧美部分传统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就业转移、产业外包和区域经济失衡等问题。 “2.0”的提出，则反映出竞争格局的变化。 如今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纺织、家具或低端制造，而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备、储能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产业。 在欧洲部分政策制定者看来，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欧洲产业政策。 与此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和政策研究者认为，将欧洲产业面临的压力简单归因于“中国冲击”并不充分。 欧洲自身长期存在投资不足、能源成本上升、创新转化效率下降以及内部市场碎片化等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同样影响着欧洲产业竞争力。 因此，欧盟内部的争论实际上并非围绕“中国是否崛起”，而是围绕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欧洲应如何解释自身在全球产业重组中的位置变化？ 二、从经济概念到政策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冲击2.0”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近年来，欧盟逐渐将经济议题纳入“战略自主”“经济安全”“供应链韧性”等框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China Shock 2.0”开始承担新的政策功能。 首先，它是一种解释工具。面对欧洲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部分产业外迁以及绿色转型成本上升等问题，该概念为政策讨论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
西藏国际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同样一条信息，不同的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例如，对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赋予不同的意义。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事实上。 很多时候，各方看到的是同一个事实，但解释事实的框架并不相同。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障碍未必是信息缺失，而可能是认知体系差异。 如果双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认知坐标系，那么即使信息越来越多，也未必能够自动转化为理解。 二、西藏为什么容易成为认知争议议题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西藏具有几个特殊特征。 首先，它同时涉及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发展、国家治理等多个维度。 其次，它长期处于国际政治与国际舆论的关注之下。 再次，不同国家和社会对这些议题本身就存在不同价值观和解释传统。...
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5日 报告认为，不同于过去直接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传播中更加重视议题框架和认知环境的塑造。这一判断引发了国际战略传播研究领域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加拿大智库对中国传播活动的分析框架，其结论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为观察当前国际叙事竞争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一、从立场传播到框架塑造 根据MIGS报告的分析，中国涉台传播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 报告认为，过去相关传播活动往往围绕历史、主权、统一等议题展开，立场表达较为明确；现在，传播内容越来越多地强调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报告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立化叙事”（neutralization narrative）。 按照报告的解释，这种传播方式并不一定试图说服外部社会接受某一特定政治立场，而是通过强调风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导外部受众对台湾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实际上涉及一种常见的传播策略转变：从直接说服（persuasion）转向框架建构（framing）。传播的重点不再只是提供某种答案，而是影响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本质上这正是西方战略传播理论的精髓。 二、国际传播进入“认知竞争”阶段 MIGS报告将这一变化放在更广泛的国际竞争背景下进行分析。...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的扩张与挑战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 这种变化，与全球传播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不再完全由中央媒体塑造。城市、地方文化、企业、文旅品牌乃至普通个体，都可能成为国际认知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推动地方国际传播，具有一定现实逻辑。问题在于，国际传播体系的扩展，并不必然自动转化为国际传播能力。 CMP观察到的几个突出问题 在持续追踪ICC建设过程中，CMP识别出几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首先，是内容同质化问题。 CMP认为，许多地方ICC虽然强调“讲好地方故事”，但实际内容却存在较强模板化倾向。例如相似的城市宣传片结构、相近的短视频表达方式、类似的“文化+科技+开放”叙事框架、高度一致的城市国际化语言。 理论上，地方国际传播应当具有明显差异性，因为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资源、产业结构与社会经验，但现实中，“地方化”并未完全转化为“表达多样化”。 其次，是国际传播专业能力建设问题。 CMP多次提到，不少地方ICC虽然平台建设速度较快，但国际传播人才储备仍相对有限，尤其缺乏熟悉海外平台传播规律、国际受众心理与跨文化传播机制的专业团队。 对于许多地方而言，国际传播仍属于一个相对新的领域。从国际受众研究到全球平台运营，再到跨文化叙事能力建设，都还处于积累阶段。 第三，是传播效果与资源投入之间的落差问题。 CMP注意到，一些地方ICC在机构建设、平台搭建与内容生产方面投入较大资源，但海外传播影响力并未同步增长。例如，一些海外账号虽然更新频繁，但互动率、用户黏性与国际议题塑造能力仍然有限。...
文章推介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毕研韬祝贺亚洲艺术馆开馆暨首展启幕
恭贺亚洲艺术馆开馆暨首展启幕 值此海南自贸港启动封关运作之日，亚洲艺术馆于海口开馆并举办首展《封关时刻：交汇与重塑——庆祝海南自贸港封关当代艺术展》，谨致以诚挚祝贺！ 海南封关运作，标志着中国制度型开放进入实践阶段，表明海南正以更加清晰、稳定的规则体系，走向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此历史节点，亚洲艺术馆以当代艺术回应“封关”议题，凸显跨文明对话的现实意义：当世界体系加速分化，艺术为跨越差异提供了一种非对抗、可持续的对话方式。 本次展览汇聚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艺术家，以多元媒介呈现对“现实、在地与未来”的艺术表达。展出不止于呈现文化异同，更借由创作与对话，开辟彼此理解的空间。这种基于平等与尊重的跨文化实践，使“封关时刻”超越地域与制度边界，成为不同文明相互观照、彼此回应的公共时刻。 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认知分裂加深的当下，文明之间往往被简化为价值对立与叙事冲突。亚洲艺术馆开馆的意义，正在于为这种结构性紧张提供另一种回应路径——以交流消弭误读，以审美经验拓展理解边界。通过策展叙事、理论研究、公共教育等活动，艺术馆有望成为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全球对话平台，使不同文明得以在持续的互动中逐步建立信任与理解。 期待亚洲艺术馆立足亚洲经验，直面世界议题，在长期实践中推动认知互通与文明互鉴，使海南不仅成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成为跨文明对话的重要文化节点。 毕研韬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 《无界传播》（CWB）总编辑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2025年12月18日
在低共识时代，理解尤显重要——2026年新年寄语
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After 2021,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Split into Two
Today, the biggest change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not in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