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全球信息空间中的可见度明显提升,国际传播已从过去的“被解释”逐渐转向主动“解释中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然而,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提高国际传播声量,是否必然能够赢得国际信任?答案并不简单。 国际传播的意义,不只是让世界听见中国,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信任中国,并将国家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声量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一、国际传播首先解决“可见度”问题 国际传播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第一层是可见度,即世界是否知道中国,是否能够接触中国的信息。在这一层面,中国国际传播取得了明显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科技实力提升、企业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信息环境中的重要参与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世界是否听见中国”,而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国”。换言之,过去的核心任务是扩大国际存在感,而现在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认知影响力。 二、声量提升并不等于信任提升 国际传播效果并不是单一指标。从传播效果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可见度: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这是传播的基础。 第二,理解度:让别人理解你的行为逻辑。这是传播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第三,信任度:让别人相信你的信息和解释。这是传播产生影响的关键。 第四,认同度:让别人接受你的理念,并愿意合作。这是国际传播的更高目标。 现实中,一个国家可能拥有较高的国际可见度,但并不一定拥有相应的国际信任度。原因在于: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个认知建构过程。 声音更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影响更大;信息更多,并不必然意味着信任增加。甚至,效果有可能相反。 三、国际传播面临“信息增加与噪音增加”的双重挑战 现代国际传播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主要问题是信息不足;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来自信息过载。 全球信息空间中,不同国家同时发声;不同媒体竞争解释权;不同平台放大冲突性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数量增加,并不一定带来理解增加。 如果以不合适的方式,譬如音量过大,向不需要的人频繁传播,或者信息与受众的既有认知、利益和立场冲突,那就是在制造“噪音”,就可能令人反感。 四、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也会引发非预期反应...
2026-07-27国际传播为什么投入不断增加,传播声量持续扩大,却未必能够有效改善外部认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制度如何影响外部认知、信任与行为关注不足。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一个国家的故事,还要让外部世界理解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履行承诺,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对中国而言,国际传播要实现从声量增长到影响力提升的转变,需要突破传统的内容中心思维,将制度本身纳入传播理论的核心。 制度传播,正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实践路径。 一、为什么需要制度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实践较为重视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平台拓展和话语创新。这些工作不可或缺,但它们主要解决的是信息如何生产、如何抵达受众的问题,尚不能充分解释传播如何转化为信任、合作与长期影响力。 现实中的国际认知并非单纯由信息决定。外部受众判断一个国家,既会听其如何介绍自己,也会观察其制度如何运行、政策是否稳定、承诺能否兑现、规则是否透明,以及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其预期。 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材料介绍其营商环境,但外国企业的最终判断往往还取决于市场准入是否清晰、政策执行是否稳定、合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争议是否存在可预期的解决机制。前者是关于营商环境的信息,后者则是营商环境通过制度运行向外界传递的信号。两者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 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制度运行一致,制度实践就能为传播提供持续的证据;如果二者存在明显落差,传播投入越大,外部受众反而可能越关注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因此,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否过于重视如何表达,而相对忽视了什么样的制度实践能够形成可信的传播信号?...
2026-10-12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1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已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发力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若干措施以系统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地方上,提升本地国际传播工作的“可见度”和“贡献率”,似乎是通用的底层运行逻辑。 必须认识到,如今外宣官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判断力,早已成为决定我国国际传播成效的核心变量。从国际传播机构的组建、境外合作对象的筛选、海外传播矩阵的铺设、国内合作机构的连结,到行业专家的聘用,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不仅影响地方国际传播的质量、方向和成效,也影响决策者的声誉乃至前途。 结合长期的行业观察与一线实践调研,笔者认为,当前各级外宣干部在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过程中,亟需规避“四个坑”,跳出形式主义的路径依赖,树立“无功便是过”的担当意识,努力构建经得起考验的国际传播体系。 第一个坑:与境外合作时,重人脉、轻尽调,风险防控缺位 国际传播的落地见效,离不开专业化、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地方要打通海外传播渠道、融入全球传播网络,必然要与境外媒体、智库、高校、社会组织、涉外企业及相关人士建立联动协作。需要警惕的是,涉外合作越是频繁、对接渠道越是多元,就越不能仅凭私人关系或个人推荐仓促拍板,必须始终坚守底线思维,开展审慎的前置研判。 现实中,不少境外机构和个人擅长经营人脉网络、搭建资源圈层,也深知中国的现实需要和能力短板。他们通过精心运作,赢得所需的信任,进而拿到合作引荐甚至官方认可。但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原则:“有人认可”不等于“值得合作”,“有人推荐”不代表“零风险”,人脉热度不等同于合作可信度。 研判境外合作对象的资质与真实价值,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核查标准,重点厘清六大核心问题:机构的核心属性与定位是什么?核心从业人员的履历背景是否清晰合规?运营资源与资金来源是否合法透明?长期稳定的合作主体有哪些?在当地行业与社会圈层的真实影响力如何?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负面争议或不良从业记录? 笔者在长期调研中,已发现境外合作主体资质存疑、暗藏隐性风险的典型案例。基于大量实践经验,笔者始终建议,外宣部门开展重大涉外合作项目时,必须将背景尽调环节前置,主动对接国家安全、外事、海关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互通、联合风险研判机制。 必须声明:强化境外合作背景调查,绝非收紧国际合作的口子、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而是为优质、高效、安全的跨国传播合作筑牢根基,让每一项涉外合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2026-08-16文/唐摩崖 12月5日,应海口市外事办公室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为全市近70名涉外干部作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次授课旨在为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提供深度启发。 毕教授结合多年国际传播研究,从三个核心问题切入:意义如何生成、海南国际传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突围。他指出,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符号、语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建构和重塑的。毕教授用大量形象案例阐释“意义多元、开放、动态”的基本规律,强调国际传播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框架与文化习性。 在分析海南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时,他提到三个关键瓶颈:不了解国际涉华生态、不懂传播规律,以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国际舆论生态的“信息茧房”、算法固化、群体极化等现象,使得许多受众即便接收大量信息,也未必更接近事实。他强调,缺乏传播素养的沟通往往“投入越多、形象越差”,成为不少地区和机构的现实困境。 在“突围”部分,毕教授从政策空间、国际环境、资源调度等结构性条件出发,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在于改善治理者的素养结构”。他重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建设80%取决于创造性工作,15%取决于系统性协作,只有5%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他特别强调,决策者与管理者提高对专业人才的识别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前提。 讲座内容体系化、前瞻性强,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海南自贸港实践需求,获得参会人员一致好评。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帮助厘清了国际传播的认知根基,为海口在新阶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2025-12-05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2026-02-09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2025-02-25目前,流亡藏人的象征体系与制度合法性来源的再配置过程仍在持续。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引言:当下流亡藏人的权力再配置 在全球跨国流亡社群治理视野中,“流亡藏人政治体系”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既不属于主权国家政治体系,也不同于一般国际非政府组织,而是在宗教传统、身份认同与跨国社群网络三者交织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型结构。 2026年的流亡藏人选举,是这一体系持续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在达赖喇嘛政治象征功能逐步弱化背景下,制度性机制的作用正在受到更多关注。 因此,这一选举的意义不在于单一政治结果,而在于观察一个跨国流亡社群如何在象征中心逐步退场的条件下,依靠制度机制维持内部协调与组织延续能力。 一、制度结构:跨国社群的组织化治理形态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仍由“藏人行政中央”(CTA)组织实施,而选举包括司政(Sikyong)选举与议会选举两部分。 司政是CTA的行政首脑,通过普选产生,承担行政协调与对外代表功能;议会由45名议员组成,按地区、宗教传统与海外社群结构分配席位。 从结构上看,该体系具有三个核心特征: 一是跨国分布性。选民分散于约30个国家与地区,缺乏统一政治空间。...
2026-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