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战争
台湾2026年“汉光演习”强化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
2026年“汉光演习”正在从传统的本地防务演练，转向与美军亚太作战体系的协同对接。 文/毕研韬 一、台湾“汉光演习”是什么 “汉光演习”是台湾地区长期实施的一项年度性防务演练体系，始于1984年。其核心目的在于检验与强化台湾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涵盖联合指挥、兵种协同、后备动员、城市防卫与基础设施防护等多个层面。 从演习结构看，“汉光”通常分为两个相互配合的部分：一是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主的指挥所演练，用于验证作战计划与指挥体系；二是以实兵演练为主的战备验证，用于检验部队在真实环境中的机动、部署与协同能力。 近年来，其内容逐步从传统的“滩岸防御”扩展至“纵深防御”“城市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向，反映出防务思维从单一战场向体系化安全结构的转变。 二、2026年“汉光演习”的新特征 就公开信息与既有发展轨迹来看，2026年的“汉光演习”会进一步强化与外部的协同。 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演习设计更强调“体系对接”，即将台湾本地防务体系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安全架构之中。这种变化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境设定更强调区域联动背景，而非孤立防御场景。演习假设往往不再局限于单点冲突，而是纳入区域态势变化与多节点压力情境。 第二，指挥与通信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提升，以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性。 第三，后勤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包括医疗、能源、交通与民用动员体系的整合。 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成为分析该年度演习时经常被提及的结构性特征，但需要强调，这种“协同”更多体现为制度化互动与技术性对接，而非公开意义上的联合指挥作战。 三、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机制 从防务与战略传播的公开资料来看，台湾与美军之间的互动主要通过既有制度渠道与技术合作机制实现，其“协同”并不等同于战时联合指挥，而是分布在多个层级的结构性对接。 1.情报与态势认知层面的间接联动 协同的基础首先体现在态势感知与情报理解层面。美军在印太地区长期构建多层次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体系，包括卫星系统、海空监测网络与盟友数据共享机制。台湾防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既有合作渠道，获取区域安全环境的相关信息支持，用于提升自身预警与决策能力。 这种协同的关键不在于“共享全部信息”，而在于形成对区域态势的“认知一致性”，即对潜在风险、时间窗口与行动节奏的基本判断趋同。 2.训练与演习设计的经验输入 另一种较为重要的协同形式体现在训练体系的“经验输入”。 美军及其盟友体系在长期联合军演中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联合作战流程，包括跨军种协调、分布式指挥与多域作战（陆、海、空、网、电磁等）的整合方法。这些理念通过军事交流、训练项目以及人员互访等方式，对台湾防务训练体系产生间接影响。 “汉光演习”越来越多强调“联合指挥链完整性”“分散式作战能力”以及“抗打击韧性”的设计逻辑，这与美军近年来强调的“分布式作战”“敏捷部署”等概念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一定一致性。 3.装备体系与操作标准的兼容性提升...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2.把“战略模糊”视为安全资产 战略模糊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风险缓冲机制。它为各方保留了解释空间，也为时间争取了价值。一旦把未来锁定在单一终局叙事中，短期的政治满足感往往会换来长期的安全脆弱性。 3.降低象征性对抗，强化实务性互动 高调的政治站位，可能带来短期舆论收益，却会压缩危机管理的空间。相反，低调、技术性、功能性的对外合作，更有助于在紧张结构中维持稳定。 三、社会层面：自保首先是“认知自保” 一个社会如果在心理层面提前进入战争状态，现实中的风险反而会急剧上升。 1.警惕战争叙事的日常化 当战争被频繁地当作道德命题、身份试金石来讨论时，社会对复杂性的容忍度会迅速下降。不同意见被视为“不忠诚”，而不是风险提醒，这正是误判最容易发生的土壤。 2.拒绝“英雄化冲突”的想象 历史反复证明，战争最容易在被浪漫化时发生。当牺牲被提前合理化，理性计算就会被边缘化。真正负责任的公共讨论，应当把生命、生活与代际延续置于抽象价值之前。 3.区分身份认同与生存策略...
美国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台湾成关键变量
文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2025年版《中国军力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报告中“台湾”一词被提及232次，显著高于以往版本，显示台湾议题已被系统性纳入美国对华军事与安全评估的核心分析框架。 报告显示，台湾不再仅作为单一地区热点被讨论，而是被置于中国军事能力建设、作战情景规划、威慑态势评估以及印太安全架构等多重分析之中，成为美方衡量对华战略风险的重要变量。相关内容贯穿多个章节，涉及陆、海、空、火箭军以及信息与联合行动能力等领域。 报告还多次以2027年作为能力评估节点，指出中国正推进相关军事现代化目标，并假设届时解放军在台海方向可能具备更成熟的作战能力。美方在报告中强调，该时间点主要用于防务规划与情景推演，服务于风险评估和力量建设，并不构成对具体政治决策或行动时间的判断。 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在报告中的高频出现，正在产生多重持续影响：一是进一步强化美国国防规划中以台海为核心的情景设定，影响相关兵力部署与资源配置；二是向盟友与伙伴传递战略重心信号，推动地区安全讨论持续围绕台海展开；三是通过高频叙事塑造国际舆论环境，使台湾议题在中美关系与区域安全议程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结局之二：局部占领+准统一，概率为25% 一种非预设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大陆夺取部分关键地区（如西岸城市、政经中枢）或全岛控制尚未完成，但台湾政权体系已崩溃，岛内进入政治真空状态。 具言之，这会出现如下情况：岛内存在局部抵抗，军管区与民控区并存；名义上已“统一”，但国家治理版图尚不完整；台独势力在岛外建立“流亡政府”；国际社会不承认统一合法性，但制裁力有限。 这种状态下，大陆可能宣布统一已完成，此后进入长期整合期。 此结果源自战争节奏控制不理想，或因外部干预、岛内游击式抵抗导致“战而不稳”。虽然政治上不理想，但比失败更可接受。 结局之三：武攻失败或被迫中止，概率不足10% 必须承认一种极端情境：大陆发动战争但未能达成战略目标，或被国际军事力量有效阻断，被迫中止行动。 这种情况将导致政治合法性受损；外部制裁全面升级；台海形成新对峙格局。 这种结局的实现条件包括美日联军直接介入或“准参战”；解放军补给线被切断，长期无法推进；国内发生重大经济金融震荡，无法支撑战事。 这类结局与大陆当前的战略部署严重不符。除非误判外部干预强度或遭遇严重战场意外，否则北京极难接受“战而不成”的后果。 为什么“战而不统”基本不可能？...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美国人精于博弈。他们善于模糊承诺、制造不确定，以此最大化战略空间。 于是他们相信：中国口中的“红线”不过是谈判筹码，而非真正底线。 他们以为，北京所说的“台独即战争”，不过是为了威慑台湾和美国，而非真的准备一战。 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红线”不是谈判语言，而是政治誓言。如果触线而不动手，北京将担不起历史骂名，更无法向社会交代。 对中国来说，统一不是选项，而是使命；“武统”不是首选，但一旦必须，就绝不退让。 误判三：把“中国的理性”误解为“我们的理性” 这是最深的误解，也最具有结构性。 美国长期自信于自己“理性至上”的战略文化，相信其它国家都会像他们一样，在权力、成本、收益之间做出“合理”选择。 所以他们反复告诉自己：中国不会冒着毁掉经济、被全球制裁的代价以武力收复台湾。 但他们没能意识到：这是美国文化中的“合理”，而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性。 中国的理性是整体性的，不是短期博弈的；是历史性的，不是财报导向的；是文明性的，不是竞选驱动的。...
文章推介
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文/梅念安 中国大陆近日流传一段台湾新闻节目，台湾新闻人陈凤馨说，她很担心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用西藏模式。所谓“西藏模式”，就是宣布独立不成，打了一仗之后被迫签订和平协议。 台湾问题会被迫走向西藏模式吗？ ChatGPT分析说，如果冲突发生并以北京胜利告终，北京是否会采取类似1951年西藏模式的安排（与台湾当局签署和平协议）尚难确定。考虑到台湾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态，统一后的治理模式可能更倾向于“一国两制”或某种新的框架，而非完全复制西藏的历史进程。 ChatGPT阐述道：中国政府目前仍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尽管对“台独”态度强硬，但官方表态仍倾向于通过经济、文化、社会融合推进统一进程。如果台湾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北京可能仍会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以降低代价和外部干预的风险。 那么台湾何去何从？ChatGPT认为，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推进法理“独立”，大陆短期内可能仍以融合策略为主，不急于采取武力手段。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并得到某些外部势力的军事支持，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北京可能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本人认为，ChatGPT的分析总体上是可信的，只不过我笃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无论代价有多大。 问题是，现在哪些势力在推动两岸走向军事冲突？
《福民公寓》有声书开播引热议
作者：飞马出版社 出处：人民报 发表时间：2025年7月28日 两年前，敝社邂逅讲述文革的小说《福民公寓》，有感于作品虽在台湾出版，却并没有在海外引起足够的关注，征得作者喻智官先生同意为之出了修订新版，让更多读者了解这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月前，有声书主播雨天女士阅读《福民公寓》后与敝社联系，她认为“《福民公寓》故事深刻，人物鲜活，对话流畅真实，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让更多听众听到这样一部真实、有力量的作品。”她的感受和意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旅居海外的雨天女士是上海人，专注播讲纪实文学、大陆禁书以及现代文学，由她演播讲述上海市民的故事可珠联璧合。 《福民公寓》开播后不仅吸引了大量听众，演播者与听众还即时互动交流。纵观听众的留言小议，虽只言片语，却充满真情实感，不乏切中肯綮之论，与敝社对《福民公寓》的评价相吻合，在此摘录简介，以飨读者。 一、文革经历者的认可 ——这是我读过最清楚的文革故事。从老百姓的生活讲述，一日一日，物是人非。感谢作者纪录那段灰暗的时代，雨天也功德无量，声音的传播，使这本书又（有）了更多的读者，让更多人了解这本书那段史。 ——边听思绪就给带回60年前，文革那年我12，家境就和（书中）严家差不多，天天提心吊胆…… ——太感谢作者了,把那段历史真实的[地]记录给后人，文中记述得[的]那些人和事也都有我母亲家和我周围认识(的)那些上海普通老百姓的影子。 ——幸好我们都还在，幸好作者为我们还原历史，幸好雨天的真情朗读。……里面大多数人物，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一一对应。 ——感谢雨天与作者，又来让我们一起走过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小说里的很多人与事都可以在自己的过往中找到。...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今年的中国，圣诞气氛浓郁了
文/毕研韬 今年平安夜，上海、北京、海口等城市的街头被圣诞元素装点得缤纷多彩，这不仅是一场节日的盛宴，更是中国社会心态成熟与文化自信提升的生动写照。 一、节日回归本质，远离过度解读 往昔，圣诞节在中国常被误读为“西方文化入侵”，甚至被赋予政治色彩。今年，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符号已淡去敏感意味，成为城市生活中自然融入的新元素。人们拍照、购物、社交，享受节日的轻松与愉悦，无需过多政治解读，节日真正回归了庆祝的本真。 二、热点城市先行，传播优势凸显 上海、北京、海口之所以成为圣诞氛围的热点，并非因为对圣诞的特别偏好，而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强大的传播力。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夜景；北京，外交中心的媒体聚焦与外籍人口；海口，自贸港的国际游客与免税购物。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便能迅速传播，形成视觉冲击。 三、对外展示开放，沟通无障碍 对于外国观察者而言，这些城市的圣诞氛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的城市生活依然开放、可预期。无需每个节日都成为立场的表态，生活本身就在静静诉说中国的包容与沟通意愿。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种低调的生活展示，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具说服力。 四、对内传递松弛，生活重归本真 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圣诞氛围带来了心灵的放松。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时紧绷，节日不应被政治化。年轻人可以自由享受节日的欢乐，无需被迫表态或站队。这种社会松弛感，让生活回归了多彩与温馨的本真。 五、年轻一代：节日是生活的调味剂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节日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交和体验的方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或忽略，无需将节日与价值立场挂钩。这种自在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社会的宽容与成熟，也让节日更加轻松愉快。...
人形机器人已进入乌克兰战场：人类战争里程碑
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如此“顺从”？
文/米迦勒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特别好管理？ 这是微信视频号“雨落禅心静”在其作品中抛出的问题， 意思是为什么大学教师如此顺从于管理者？ 管理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压制， 文件规定想一出是一出， 一再试探老师的容忍底线， 结果发现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对此，她指出了三个原因。 一是老师本身没钱没权， 二是职业对大学教师的职业约束， 三是大学教师已在硕博阶段接受并通过了“服从性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