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战争
当“认知战”成为高频词：台湾需警惕反噬风险
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一、从安全概念到万能解释框架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 二、警觉提升之后，可能出现警觉疲劳 安全传播的目标是提升社会警觉性，但警觉性并非越高越好。 在风险传播研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警报疲劳”，是指当人们长期处于高强度风险提醒之下时，最初的警觉往往会逐渐转变为麻木。 如果每天都在讨论认知战，如果几乎所有争议事件都与认知战有关，如果各种不同声音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框架，那么公众最终可能产生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疲劳；第二种反应是怀疑。 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哪些是真正的认知战？哪些只是正常的信息流动和意见竞争？ 一旦公众开始普遍产生这种疑问，认知战概念本身的公信力便可能受到损害。 其结果反而是：当真正的认知战出现时，社会未必还能保持足够敏锐的辨识能力。这和“狼来了”的故事异曲同工。 三、当“认知战”成为社会心理 比概念泛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可能产生的心理效应。 社会学中的“托马斯定理”指出：如果人们将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在后果上就是真实的。 当越来越多民众相信自己长期处于认知战环境之中时，这种认知本身便会开始影响社会行为。...
谁来决定台湾的未来？
关于台湾未来，中文世界长期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台北认为，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北京则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未来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立场理所当然，也都认为对方忽视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我们会发现，人们实际上在讨论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谁有资格决定台湾的未来？谁有能力决定台湾的未来？前者涉及合法性与政治原则，后者涉及实力、意志与现实政治。 要理解台海问题，或许必须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谁有资格决定台湾的未来 这是一个关于合法性的讨论。 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与台北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 1.北京的逻辑：全体中国人民拥有决定权 北京的立场十分明确。根据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政策，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在这一逻辑下，台湾的未来不仅关系到台湾居民，也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国家统一、主权完整和民族利益。因此，北京认为，台湾前途不可能仅由台湾地区居民单方面决定。 从北京的视角看，如果允许台湾单独决定自身归属，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承认台湾拥有决定国家领土归属的权力，而这与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国家统一原则根本冲突。这种逻辑背后的核心原则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台北的逻辑是：台湾居民拥有决定权 这一观点建立在民主自决原则之上。 支持这一立场的人认为，生活在台湾的人承担着战争与和平、繁荣与风险的直接后果，因此台湾的未来理应由台湾居民自己决定。他们强调的是现实政治共同体而非历史共同体。 在这一逻辑中，决定权来自现实生活经验、民主参与和公民身份。也就是，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谁承担政策后果，谁就应该拥有最终决定权。因此，“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成为许多台湾政治力量长期坚持的政治主张。 3.两种叙事都具有自身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与台北并非简单的“对”与“错”，它们实际上建立在两套不同的政治原则之上。北京强调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共同体；台北强调民主自决、公民共同体和现实治理权。 问题在于，这两套原则都存在于现代国际政治之中。德国统一和越南统一体现的是国家统一原则。东帝汶独立和南苏丹独立体现的是民族自决原则。国际法并没有提供一个能够自动解决所有类似争议的统一答案。 因此，从资格层面看，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一场合法性竞争。不同的人会根据不同价值观得出不同结论。这也是为什么双方争论数十年，却始终难以说服对方。 二、谁有能力决定台湾的未来？ 如果说资格属于政治哲学，那么能力则属于现实政治。 历史上，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最终并不是按照最具道德说服力的方案解决，而是按照实力结构所允许的方向演变。 因此，相比“谁应该决定”，国际社会往往更关注“谁能够决定”。...
台海风险升级：核战争开始进入主流视野
台海核战争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当越来越多权威机构开始研究这一风险时，它已不再只是遥远的理论假设。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传统上，国际社会围绕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2024年起，国际战略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越来越多主流战略机构和安全研究团队开始讨论一个过去相对敏感的话题：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的可能？ 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即将发生，但它意味着，核风险已经不再只是边缘学者的假设，而正在进入主流战略研究与危机推演体系。 一、IISS公开警告台海冲突存在核升级风险 2026年5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年度战略评估中发出警告：任何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都可能产生核升级风险。 IISS指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双方可能攻击彼此的指挥、通信、情报和预警系统，而这些系统往往同时承担常规军事指挥与核力量指挥功能。 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一方很难准确判断对方究竟是在发动常规打击，还是在削弱自己的核反击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IISS并非普通研究机构。它长期发布的《军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被多个国家军方和安全部门视为重要参考资料。 因此，当IISS正式把“台海冲突中的核升级风险”纳入战略评估时，这本身就具有重要信号意义。 二、美国战略界开始研究核升级情景 除了IISS，美国战略研究领域也正在增加对台海核风险的关注。 2024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MIT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研究。 研究团队进行了15轮模拟推演。其核心问题并不是谁能赢得战争，而是“如果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哪些因素可能导致核威慑失效？哪些情景可能推动冲突升级？” 研究人员特别关注战争中的决策压力、信息误判以及战略沟通失灵等问题。 这种研究方向本身反映出一个变化：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开始将核风险视为台海危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2026年“汉光演习”强化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
2026年“汉光演习”正在从传统的本地防务演练，转向与美军亚太作战体系的协同对接。 文/毕研韬 一、台湾“汉光演习”是什么 “汉光演习”是台湾地区长期实施的一项年度性防务演练体系，始于1984年。其核心目的在于检验与强化台湾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涵盖联合指挥、兵种协同、后备动员、城市防卫与基础设施防护等多个层面。 从演习结构看，“汉光”通常分为两个相互配合的部分：一是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主的指挥所演练，用于验证作战计划与指挥体系；二是以实兵演练为主的战备验证，用于检验部队在真实环境中的机动、部署与协同能力。 近年来，其内容逐步从传统的“滩岸防御”扩展至“纵深防御”“城市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向，反映出防务思维从单一战场向体系化安全结构的转变。 二、2026年“汉光演习”的新特征 就公开信息与既有发展轨迹来看，2026年的“汉光演习”会进一步强化与外部的协同。 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演习设计更强调“体系对接”，即将台湾本地防务体系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安全架构之中。这种变化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境设定更强调区域联动背景，而非孤立防御场景。演习假设往往不再局限于单点冲突，而是纳入区域态势变化与多节点压力情境。 第二，指挥与通信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提升，以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性。 第三，后勤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包括医疗、能源、交通与民用动员体系的整合。 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成为分析该年度演习时经常被提及的结构性特征，但需要强调，这种“协同”更多体现为制度化互动与技术性对接，而非公开意义上的联合指挥作战。 三、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机制 从防务与战略传播的公开资料来看，台湾与美军之间的互动主要通过既有制度渠道与技术合作机制实现，其“协同”并不等同于战时联合指挥，而是分布在多个层级的结构性对接。 1.情报与态势认知层面的间接联动 协同的基础首先体现在态势感知与情报理解层面。美军在印太地区长期构建多层次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体系，包括卫星系统、海空监测网络与盟友数据共享机制。台湾防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既有合作渠道，获取区域安全环境的相关信息支持，用于提升自身预警与决策能力。 这种协同的关键不在于“共享全部信息”，而在于形成对区域态势的“认知一致性”，即对潜在风险、时间窗口与行动节奏的基本判断趋同。 2.训练与演习设计的经验输入 另一种较为重要的协同形式体现在训练体系的“经验输入”。 美军及其盟友体系在长期联合军演中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联合作战流程，包括跨军种协调、分布式指挥与多域作战（陆、海、空、网、电磁等）的整合方法。这些理念通过军事交流、训练项目以及人员互访等方式，对台湾防务训练体系产生间接影响。 “汉光演习”越来越多强调“联合指挥链完整性”“分散式作战能力”以及“抗打击韧性”的设计逻辑，这与美军近年来强调的“分布式作战”“敏捷部署”等概念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一定一致性。 3.装备体系与操作标准的兼容性提升...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2.把“战略模糊”视为安全资产 战略模糊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风险缓冲机制。它为各方保留了解释空间，也为时间争取了价值。一旦把未来锁定在单一终局叙事中，短期的政治满足感往往会换来长期的安全脆弱性。 3.降低象征性对抗，强化实务性互动 高调的政治站位，可能带来短期舆论收益，却会压缩危机管理的空间。相反，低调、技术性、功能性的对外合作，更有助于在紧张结构中维持稳定。 三、社会层面：自保首先是“认知自保” 一个社会如果在心理层面提前进入战争状态，现实中的风险反而会急剧上升。 1.警惕战争叙事的日常化 当战争被频繁地当作道德命题、身份试金石来讨论时，社会对复杂性的容忍度会迅速下降。不同意见被视为“不忠诚”，而不是风险提醒，这正是误判最容易发生的土壤。 2.拒绝“英雄化冲突”的想象 历史反复证明，战争最容易在被浪漫化时发生。当牺牲被提前合理化，理性计算就会被边缘化。真正负责任的公共讨论，应当把生命、生活与代际延续置于抽象价值之前。 3.区分身份认同与生存策略...
美国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台湾成关键变量
文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2025年版《中国军力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报告中“台湾”一词被提及232次，显著高于以往版本，显示台湾议题已被系统性纳入美国对华军事与安全评估的核心分析框架。 报告显示，台湾不再仅作为单一地区热点被讨论，而是被置于中国军事能力建设、作战情景规划、威慑态势评估以及印太安全架构等多重分析之中，成为美方衡量对华战略风险的重要变量。相关内容贯穿多个章节，涉及陆、海、空、火箭军以及信息与联合行动能力等领域。 报告还多次以2027年作为能力评估节点，指出中国正推进相关军事现代化目标，并假设届时解放军在台海方向可能具备更成熟的作战能力。美方在报告中强调，该时间点主要用于防务规划与情景推演，服务于风险评估和力量建设，并不构成对具体政治决策或行动时间的判断。 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在报告中的高频出现，正在产生多重持续影响：一是进一步强化美国国防规划中以台海为核心的情景设定，影响相关兵力部署与资源配置；二是向盟友与伙伴传递战略重心信号，推动地区安全讨论持续围绕台海展开；三是通过高频叙事塑造国际舆论环境，使台湾议题在中美关系与区域安全议程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结局之二：局部占领+准统一，概率为25% 一种非预设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大陆夺取部分关键地区（如西岸城市、政经中枢）或全岛控制尚未完成，但台湾政权体系已崩溃，岛内进入政治真空状态。 具言之，这会出现如下情况：岛内存在局部抵抗，军管区与民控区并存；名义上已“统一”，但国家治理版图尚不完整；台独势力在岛外建立“流亡政府”；国际社会不承认统一合法性，但制裁力有限。 这种状态下，大陆可能宣布统一已完成，此后进入长期整合期。 此结果源自战争节奏控制不理想，或因外部干预、岛内游击式抵抗导致“战而不稳”。虽然政治上不理想，但比失败更可接受。 结局之三：武攻失败或被迫中止，概率不足10% 必须承认一种极端情境：大陆发动战争但未能达成战略目标，或被国际军事力量有效阻断，被迫中止行动。 这种情况将导致政治合法性受损；外部制裁全面升级；台海形成新对峙格局。 这种结局的实现条件包括美日联军直接介入或“准参战”；解放军补给线被切断，长期无法推进；国内发生重大经济金融震荡，无法支撑战事。 这类结局与大陆当前的战略部署严重不符。除非误判外部干预强度或遭遇严重战场意外，否则北京极难接受“战而不成”的后果。 为什么“战而不统”基本不可能？...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美国人精于博弈。他们善于模糊承诺、制造不确定，以此最大化战略空间。 于是他们相信：中国口中的“红线”不过是谈判筹码，而非真正底线。 他们以为，北京所说的“台独即战争”，不过是为了威慑台湾和美国，而非真的准备一战。 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红线”不是谈判语言，而是政治誓言。如果触线而不动手，北京将担不起历史骂名，更无法向社会交代。 对中国来说，统一不是选项，而是使命；“武统”不是首选，但一旦必须，就绝不退让。 误判三：把“中国的理性”误解为“我们的理性” 这是最深的误解，也最具有结构性。 美国长期自信于自己“理性至上”的战略文化，相信其它国家都会像他们一样，在权力、成本、收益之间做出“合理”选择。 所以他们反复告诉自己：中国不会冒着毁掉经济、被全球制裁的代价以武力收复台湾。 但他们没能意识到：这是美国文化中的“合理”，而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性。 中国的理性是整体性的，不是短期博弈的；是历史性的，不是财报导向的；是文明性的，不是竞选驱动的。...
文章推介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Mapping the Cognitive Frontier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Updated: May 9, 2026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n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经济下行是否还要考研？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 文/毕研韬 是否该读研，取决于你的认知层次。读研不仅为获取文凭，更是一场提升生命维度的修行：从“看山是山”的懵懂，到“看山不是山”的蜕变，此时的你已能透过表象管窥本质。 我期望研究生能更进一步：把实验室的灯光视为“禅修”的指引，把文献丛林看作打通“任督二脉”的修行场；以阳光心态“渡劫”，笃信文献标注与实验误差终将化为生命的年轮，继而抵达“看山还是山”的殊胜之境。 准备考研的你，或许正感到迷茫与压力，但请相信：凤凰涅槃后，你定能跃升至崭新的生命维度。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