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克斯坦
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国应弥补“地方知识”短板：美国智库警示
文章建议，美国应将了解各国地方社会作为海外战略的重要基础，并改进地方信息的收集、分析与政策转化机制。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2日 2026年4月1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评论文章《弥合美国对华竞争中的地方知识缺口》（Closing the Local Knowledge Gap in 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文章由该中心情报、国家安全与技术项目主任艾米丽·哈丁（Emily Harding）和副研究员朱莉娅·迪克森（Julia Dickson）撰写。 文章认为，中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合作、地方政府交往及本地化传播等方式拓展海外影响，而美国缺乏深入了解地方社会的能力，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策略。作者建议，美国应加强地方信息收集与分析，利用企业数据和人工智能工具，更准确地掌握当地民众的需求、态度及其变化。 一、中国通过地方层面的联系拓展海外影响 文章指出，中国的海外影响力不仅来自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和政府间合作，也来自与地方政府、企业、教育机构及社会组织建立的多层次联系。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教育交流和本地化传播，将合作延伸至国家首都以外的城市和社区。 马来西亚霹雳州峇都牙也（Batu Gajah）的铁路车辆制造项目，是文章列举的案例之一。根据作者引用的调查数据，当地63%的受访者认为该项目对当地经济产生了比较积极或非常积极的影响，75%的人认为项目未来将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69%的人认为其社会影响积极。文章据此认为，基础设施项目不仅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也可能改善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评价。 中国与南非德班所在的eThekwini市政府开展的合作，则体现了地方政府交往的另一种形式。2024年9月，南非地方政府代表与来自中国福建省宁德市的代表团会面，双方签署友好交流城市关系协议，涉及贸易、绿色能源投资、旅游、教育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在作者看来，这些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利益或外交关系本身，还在于它们能够帮助中国建立地方社会联系，使中国的存在与当地发展需求产生关联。...
文章推介
全球最新民调出炉：这些数据，中国国际传播界必须正视
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8日 近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Focaldata开展的34国全球民调结果发布。这份覆盖3.5万余人的调查，给当前国际舆论场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石子：在“谁适合领导国际事务”问题上，加拿大以60%的舒适度位居第一，日本58%、澳大利亚55%，而美国和中国仅为39%、37%。更引人注目的是，61%的受访者相信：各国在没有美国或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 对中国国际传播者来说，这些数据不应被简单归为“又一份民调”，而需要严肃对待。 一、最刺眼的数字：领导力信任的落差 调查中，人们对“哪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更让人安心”这个问题，清晰地排出了一个顺序：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欧盟、英国、联合国，然后才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分裂——发展中国家受访者中53%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感到安心，而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3%。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是一个提醒：硬实力和经济体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让人安心”的领导力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国际公众眼中，可信度、可预测性和低冲突感，正在成为比“强大”更被看重的品质。 二、61%的“去超级大国”倾向 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数据是：61%的受访者支持“没有美中参与的国际合作”。这并非简单的反美或反中情绪，而是对当前超级大国主导模式信任度下降的反映。 过去多年，国际传播常围绕“中美博弈”“两极格局”展开叙事。这份调查显示，全球公众中已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设想甚至期待一种“中等强国协调”的合作方式。加拿大总理卡尼所倡导的“中等强国”路线，在调查中获得基金会方面的公开肯定，这并非偶然。...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美国为什么打压TikTok？
美国对TikTok的打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国家安全、数据隐私、地缘政治竞争、文化影响力争夺以及经济利益博弈等多个层面。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国家安全与数据隐私的“名义理由” 2. 地缘政治与中美科技冷战的核心 3. 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 4. 意识形态与文化软实力的对抗 5. 美国国内政治的操作工具 打压手段与TikTok的应对...
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