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使团
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从制度逻辑看，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将原本被视为民间性、自治性的学生组织，重新界定为具有“准外交属性”的行为体。这不仅是监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其性质的重新定义。 三、推动逻辑：安全框架的扩展 支持该提议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内，具体包括： 其一，“影响力行动”的界定。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CSSA在高校中的活动可能涉及议题引导与国家形象塑造，因此应纳入更广义的战略传播分析框架。 其二，“组织关联性”的判断。提案支持者强调CSSA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其不完全属于自发性的学生社团。 其三，“监管工具不足”。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如《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主要针对游说活动，对校园组织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工具。 需要指出，这些判断在证据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国内亦引发持续讨论。 四、争议焦点：界定标准与政策边界 围绕该提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界定标准是否明确。如何区分“普通学生组织”与“具有国家属性的组织”，目前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泛化适用。 第二，政策比例是否适当。“外国使团”属于高强度监管工具，其适用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关键。...
文章推介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如果你爱孩子，就支持他/她学英语
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南美洲：大国博弈的新棋盘
曾经被视为美国“后院”的南美洲，如今正被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重构。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供应链重组深化，这片拥有全球最大锂矿储备、最大热带雨林和关键航道的大陆，成为中美欧竞相争夺的战略高地，而地区国家在“选边站”与“自主性”之间的摇摆，更让这场博弈充满变数。 资源战争：锂矿与雨林的全球争夺 从安第斯山脉到亚马逊流域，南美资源正被重新定价。在“锂三角”（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中国企业控制着全球60%的锂加工产能，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向智利铜矿注入补贴，欧盟则以环保标准为筹码，试图在锂电产业链卡位。这种竞争已超越单纯的经济投资——玻利维亚政府将锂矿收归国有的法案，直接触发了美国外交施压；巴西卢拉政府重启雨林保护计划，则成为换取欧盟自贸协定的政治筹码。 大国角力：旧秩序与新联盟的碰撞 美国近年重提“门罗主义”，却遭遇多重挑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阿根廷建造核电站、在秘鲁运营钱凯港，逐步构建横跨太平洋的基础设施网；俄罗斯通过军售和能源合作强化与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的纽带；甚至印度、土耳其也以医药和无人机打开市场。而南美国家的“多向结盟”策略愈发明显：巴西一边加入美国主导的“美洲经济增长倡议”，一边在金砖框架下推动本币结算；智利在锂矿招标中同时向中企和德企开放，玩转平衡术。 破碎地带：内部危机与外力渗透的恶性循环 南美各国动荡的内政，正成为外部势力介入的切口。厄瓜多尔毒品暴力失控后，美国以军事援助换取曼塔基地的监控权限；阿根廷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条件与米莱政府的美元化主张形成共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近期访美，再度激化“代理人政治”风险。这种干预往往加剧社会撕裂——秘鲁反政府抗议者高举原住民旗帜指控“跨国资本掠夺”，哥伦比亚农民则因古柯种植与缉毒政策陷入生计困境。 未来战场：区域一体化的存亡考验 面对外部压力，南美洲的回应呈现矛盾性：南共市（MERCOSUR）国家试图以统一关税同盟提升议价能力，但成员国对自贸协定的分歧暴露了利益分化；安第斯国家共同体推动锂矿定价权联盟，却因智利与玻利维亚的历史恩怨举步维艰。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当全球南方崛起叙事遭遇现实发展瓶颈，南美国家能否在“资源民族主义”与“开放合作”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将决定其成为地缘政治主体还是棋子的命运。 这片大陆的博弈早已超越传统的东西对抗——当美国军舰巡航委内瑞拉外海、中国科考船停靠阿根廷港口、俄罗斯卫星站在玻利维亚高原运转，南美洲正被迫在全球秩序裂变中重新定义自己的坐标。而它的选择，或许将为“中等力量”如何在大国夹缝中寻找战略自主性，写下新的注脚。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爱泼斯坦档案多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2月4日更新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