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7日 近期,《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希望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记者和网红承担的传播功能不同。 网红最重要的问题通常是:“什么内容吸引人?” 记者最重要的问题则是:“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国博主来到中国,拍摄无人驾驶出租车、移动支付、高铁、夜市、无人机、机器人和城市灯光。 这些内容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们只能回答:“中国有什么?” 记者则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为什么出现?”“谁从中受益?”“谁没有受益?”“普通人怎么看?”“政府怎么决策?”“企业怎么运作?”“制度如何发挥作用?”“问题在哪里?” 一个外国网红拍摄的中国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外国记者调查的中国也可能是真实的。 前者是真实体验;后者是真实调查。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容易让外国人“看到”,却越来越难让外国人“调查”,那么信息越来越多,理解却不一定越来越深。对此,有些人看不到差别。 三、“网红在场”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局限 外国网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优势:他们可以提供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去中介化体验”。...
2026-09-07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2026-05-23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2025-02-20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2026-02-08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2025-04-17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2025-04-23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2025-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