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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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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一个危险信号:大国政治不再忌惮国际舆论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国际秩序正在出现“现实主义转向” 然而,近年来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转向”。 所谓“现实主义转向”,是指国际政治重新回到以权力、安全与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运行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国家首先关注的是生存、安全、产业竞争与地缘战略,而非国际道义评价。 冷战结束后,许多人曾相信全球化会逐渐削弱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经济相互依赖将降低战争风险,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将不断强化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但现实的发展并未完全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近年来,大国竞争重新加剧,国际体系中的安全焦虑明显上升。科技竞争、产业链重组、能源安全、军事威慑与地缘政治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背景下,“安全”开始重新压过“形象”,“国家利益”重新压过“全球共识”。 这意味着,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未消失,但其优先级正在下降。许多国家并非不重视国际批评,而是认为,在涉及核心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国际舆论已难以构成真正约束。 全球舆论空间正在碎片化 国际舆论约束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公共舆论本身正在发生碎片化。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公共空间,反而加剧了不同国家、不同阵营之间的信息割裂。同一场战争、同一项制裁、同一种国际行动,在不同传播体系中,往往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过去,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议题设置能力较强,因此国际批评往往能够迅速形成全球性压力。但今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认为,西方舆论并不等于全球舆论。 全球南方国家、区域媒体平台、本土社交媒体与国家传播体系的崛起,使国际传播逐渐进入“多中心时代”。不同国家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本国叙事、阵营叙事与本土平台,而不是单一的全球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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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亚洲

国际社会正在重新定义中国

当国际社会关注的已不再只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规则”时,中国的国际身份就从“经济大国”转向“制度性力量”。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China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亚洲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传播学

Why the U.S. Misreads China: The On-the-Ground Deficit

When observers are absent from China’s lived reality, more information may lead...

亚洲

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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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rance: Professor Bi Yantao’s Meeting with the 17th Karmapa Ogyen Trinley Dorje

On October 20, 2015, Professor Bi Yantao met with the 17th Karma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