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强迫劳动

强迫劳动

1 Articles
亚洲北美

美国人的“强迫劳动”,与中国人理解的不同

“强迫劳动”,是一个劳动法概念,还是一种国际贸易规则?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年来,美国以“强迫劳动(Forced Labor)”为依据,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限制,尤其是在新疆相关产品问题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同样是“强迫劳动”四个字,美国政策中的含义,与中国人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美国,“强迫劳动”不只是劳动法概念,而是嵌入贸易、人权、供应链治理乃至外交政策之中的法律工具。 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区分法律定义、政策实践以及国际争议三个层面。 一、美国法律中的“强迫劳动”是什么? 美国法律关于“强迫劳动”的定义主要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第29号公约),并被写入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07条(19 U.S.C. §1307)。 该条款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以下劳动生产、开采或制造的商品:convict labor(罪犯劳动);forced labor(强迫劳动);indentured labor under penal sanctions(刑罚下的契约劳动)。 美国法律采用的“强迫劳动”定义基本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任何人在受到任何惩罚威胁的情况下,被迫提供其并非自愿提供的工作或服务。 这一标准包含两个核心要件: 第一,劳动并非真正出于自愿(lack of...

文章推介

传播学

把“走亲戚”看成权力博弈:西方媒体误读习近平访朝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亚洲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考试发生重大失误

当隐瞒成本高于披露成本,信息披露不再只是道德姿态,而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文/唐摩崖 一、一次由技术失误引发的制度性关注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在2026年艺术类本科校考中出现成绩录入错误,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校方通报,在专业笔试中,约50名考生成绩被误录,但相关数据已完成更正,并同步启动问责程序。 从事实层面看,目前并无公开证据表明存在舞弊或制度性违规,但其影响并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迅速外溢至“考试公平”与“程序可信度”的讨论。这种外溢,反映的并非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而是其所触及的制度敏感区。 二、为何必须主动披露 相比失误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校方的应对方式——在成绩正式公示前主动对外披露。 这一决策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最小化选择。艺术类校考具有高度竞争性与可比性,考生之间往往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成绩与排名。一旦出现异常,极易在小范围内形成质疑,并迅速向外扩散。 同时,此次错误发生在三试阶段,已接近最终录取环节,任何数据偏差都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信息一旦进入考生群体内部流通,就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如果继续延迟披露,事件一旦由外部曝光,其性质将从“技术性错误”转化为“隐瞒行为”,带来更高层级的问责风险。 因此,主动披露的核心作用,在于提前界定事件属性,将其限定在“可纠正的流程问题”之内,从而避免叙事失控。 三、“临界点”的出现:隐瞒不再是低成本选项 这一事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一个正在形成的结构性变化:在高敏感领域,隐瞒往往比披露更危险。...

北美

爱泼斯坦档案解封后:谁在回应,谁在沉默

我们应当如何借助回应与沉默,进一步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法律文本。 文/毕研韬(中国传播学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交易案件,在多年司法调查、刑事诉讼及相关民事诉讼中形成并逐步公开的一系列法律文件。这些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证人证词、证人笔录、通信记录摘要、航班清单、法庭动议文件,以及与共犯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案件相关的司法材料。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档案本身层级差异极大:有的是经法庭采信的证词;有的是未经交叉质证的单方陈述;还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被提及的名字”,并不构成指控,更不等同于事实认定。正是这种层级复杂性,使得档案在公共传播中极易被误读,也正是本文反复强调“区分层级”的原因。 一、档案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机构 根据已公开、可核查的司法文件,档案中出现过的知名人物与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按是否回应区分): (一)已公开作出回应或澄清的个人与机构 1.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美国前总统。其发言人否认其知晓或参与任何非法行为,并强调与案件无关。 2.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传播学

一个危险信号:大国政治不再忌惮国际舆论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亚洲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究竟要影响谁?

举办国际传播大会并不意味着实现国际传播。面对复杂的国际认知环境,西藏国际传播究竟希望影响谁,又如何进入他们的理解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8日 6月16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围绕叙事创新、技术赋能、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来自媒体、高校、智库和相关机构的数百名代表参加。 然而截至北京时间6月18日15时,西方主流英文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报道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港澳台媒体以及部分国际友中媒体。 那么,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到底要影响谁? 一、选准目标受众,决定传播能否成功 国际传播首先要选择受众,而不是生产内容。如果目标受众不明确,再丰富的内容供给也可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 从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公开议程看,其核心目标是“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穿透力”。 问题在于,这些信息最终要传递给哪些人?西方主流社会?国际媒体?海外学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公众?海外华人群体?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侧重内部动员,还是对外传播?...

亚洲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