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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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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简单说,就是“说话像你身边的人”。利用AI模仿某个群体的表达方式、用词习惯甚至情绪节奏,让内容看起来像本社群成员所写。因为语言风格熟悉,读者更容易放下戒备。这种方式并不一定包含明显谣言,而是通过“像自己人”来增强影响力。 二、情绪精准投放(Emotion-Targeted Messaging/Emotional Microtargeting) 不同人对不同情绪更敏感。有的人容易被愤怒激发,有的人更容易被焦虑触动。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判断哪些群体更容易对某类议题产生情绪反应,然后推送对应内容。久而久之,个体会误以为“大家都在这么想”,其实看到的是被筛选过的信息。 三、人机混合网络(Hybrid Human-Bot Networks) 过去常见“机器人账号”。现在更复杂的是人机结合:人工负责设计内容方向,机器负责批量发布、转发和互动。这样既有人的判断力,又有机器的规模优势。普通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真实互动,哪些是被放大的声音。 四、跨平台协同放大(Cross-Platform Amplification)...

文章推介

亚洲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被轻视?

文/ChatGPT 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长期存在一个悖论:学生数量仍然可观,但在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上却相对处于弱势。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对文科教育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一、经济逻辑:市场导向、资源偏倚与经费短缺 在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和高校管理层普遍将教育与经济回报直接挂钩。理工科专业能够快速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因此受到政策、经费和社会关注的优先支持。 相比之下,文科教育的贡献不易量化,其产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社会洞察力、文化理解与伦理判断。这种长周期、间接性的价值难以被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导致文科院系在招生计划、科研经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科课题的科研经费普遍较少。这不仅限制了文科教师开展大型调研、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在绩效考核与排名体系中,科研经费和产出是重要指标,资金不足使文科教师在考核中处于劣势,从而形成“经费—产出—考核”的负循环。 二、政治逻辑:思想的敏感性与制度控制 文科教育的核心在于反思社会、质疑权力、分析价值,而这些能力恰恰触及政治权力最敏感的领域。中国高校的文科院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框架下,往往被要求在学术探索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科被承认“重要”,承担社会文化、思想引导的功能;文科又被要求“安全”,批判性与独立性受到制度约束。结果是,文科教育在制度上被定位为“必要但受控”,其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也随之下降。 三、文化逻辑:功利社会与认知偏好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选择确定性和可量化的路径。理工科代表就业确定性与市场收益,而文科更多关注价值、伦理与公共事务,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同时,公共讨论空间的有限,使文科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显现。文化心理与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文科越被边缘化,社会越难意识到其潜在价值;社会越忽视文科,文科教育自身就越倾向技术化和指标化,进一步弱化了批判性和思辨性。...

亚洲

中国17位代表和委员呼吁:提高农民养老待遇

文/毕研韬 2026年中国“两会”期间,农民养老金问题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焦点,共17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焦农村养老痛点,或提交正式建议、或公开建言发声,推动农民养老金提升从“要不要涨”迈入“如何快涨、长效涨”的新阶段。 现状堪忧:地区差距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 当前,中国农民养老金整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地区差异显著、部分省份待遇偏低的现状仍未改变。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已上调至每月163元,但这一“底线”在各地落实中差距明显。 从地区分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养老金远超全国标准,上海以每月1555元位居首位,北京接近每月1000元,江苏、浙江多数地区在300-500元之间;而中西部部分省份仅略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甘肃等省份基本按163元的底线执行,四川、黑龙江等省份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93元,与发达地区差距达数倍之多。 这种差异源于地方财政实力不同,地方补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农民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也让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 建言献策:代表委员提出具体可行方案 针对这一现状,17位代表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具体且具操作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动情呼吁,将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至400元,并免除其居民医保费,她的建议已引起财政部、民政部等部门的关注。 人大代表雷茂端建议,三年内将7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提至500元。测算表明这一举措每年新增支出仅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却能极大改善老人生活。 此外,还有代表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1000元,建立“视同缴费”补偿机制,将农民交公粮、服义务工的年限纳入缴费年限;有政协委员建议,通过划拨国资收益、设立专项补助等方式,为养老金提升提供稳定资金支撑。 势在必行:提高农民养老金的三重意义...

北美欧洲

俄乌战争最终将以谈判结束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四年多,战场仍在变化,双方都在寻求军事突破。但如果从战争整体结构观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判断:俄乌战争最终将以谈判结束,而不会以一方军事击败另一方结束。这不是对战争何时结束的预测,而是对战争终局性质的判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9日 一、俄罗斯难以彻底击败乌克兰 俄罗斯拥有更多的战略资源和更强的战争动员能力,但长期战争已经证明,军事优势并不意味着能够迅速实现政治目标。 乌克兰虽然面临兵员、装备和财政压力,但仍然能够坚持作战,并得到欧洲等国家支持。英国目前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50亿英镑支持,其中军事援助达到160亿英镑。 因此,俄罗斯可以继续推进战线、扩大打击,但要通过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难度依然很大。 二、乌克兰也难以军事击败俄罗斯 反过来,乌克兰能够抵抗,并不意味着能够最终击败俄罗斯。 乌克兰可以通过反攻、无人机和远程打击不断提高俄罗斯的战争成本,但要实现全面收复失地,并迫使俄罗斯接受战略性失败,需要形成持续的战略突破能力。这与取得局部战场优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并非孤立作战。 三、中国因素决定俄罗斯不能轻易被打败...

亚洲

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

亚洲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传播学

世界传播:被中国学界忽视和误解的传播理论

在法国传播学界,一个与“国际传播”看似相近、实际上具有不同理论旨趣的概念长期存在,并在近年来得到重新阐释,这就是“世界传播”(communication-monde)。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3日 “世界传播”并不是“国际传播”的法语变体。它所试图改变的,是观察传播的基本方式:不再把国家及其边界作为传播研究的天然起点,而是考察传播网络、技术、资本、文化、知识与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在中国传播学界的讨论并不充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提及“世界传播”,也容易将其理解为“全球传播”或“国际传播”的另一种说法,从而忽略其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向。 一、世界传播:一个并非简单替代的概念转向 “世界传播”与法国传播学家Armand Mattelart密切相关。1992年,Mattelart出版《世界传播:思想与战略史》(La Communication-monde : histoire 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