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其三,引起全球南方共鸣。在国际层面,《思想殖民》的战略意图更为深远。全球南方国家大多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对“被改造”“被控制”的经验尤为敏感。报告通过揭示“思想殖民”的隐蔽性与长期性,提醒这些国家警惕在文化与思想上新的依附关系。这种提醒容易引发共鸣,为中国倡导的“文明互鉴”“多元共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某种意义上,这份报告是在为全球南方构建一套新的认知框架,帮助他们理解当下世界中的权力结构与潜在风险。 其四,预设未来传播博弈。谁能定义问题,谁就能在认知层面占据主动。美国长期依赖“普世价值”的叙事逻辑,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道义制高点。如今,中国提出“思想殖民”,等于创造了一种新的解释范式,把国际竞争从军事、经济、科技延伸到思想、认知和文明的层面。这种纵深拓展,使得中美博弈不再局限于可见的硬实力,而进入到更加深层的认知空间。通过提出“思想殖民”理论,中国不仅在反击美国,更是在塑造一个多极化的信息秩序蓝图。 三、结语 《思想殖民》报告既是学术成果,也是政治宣言;既是防御性表达,也是进攻性工具。它标志着中国在认知战与话语战上的进一步主动,也昭示着未来国际竞争的复杂走向。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塑造人类认知的时代,这份报告或许只是一个起点。 必须指出,由新华社发布这份报告,可能会被西方媒体与学界贴上“意识形态对抗”“中国宣传”的标签,弱化其客观性和影响力,但总体看,新华社作为发布主体利大于弊。
2025-09-09近期,中国网络空间出现一种观点:美国两大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的调查显示,中国国际评价已经超过美国,中国软实力已超越美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8日 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一些人认为,这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形象下降导致的相对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的软实力优势。 那么,皮尤和盖洛普的调查究竟显示了什么?数据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国际认知变化? 一、盖洛普调查:中国首次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指标上超过美国 盖洛普长期开展“全球领导力认可度调查”(World Affairs: Global Leadership Approval Ratings),调查不同国家公众对主要大国领导力的评价。...
2026-08-08文/唐摩崖 2026年5月31日发布 2026年6月29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应邀为海口市涉外干部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共海口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织,旨在助力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来自全市各涉外单位的约60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毕研韬教授以“新时代海口市国际传播体系建构与策略优化”为题,围绕传播学核心理论、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国际传播策略优化及危机管理等维度,为与会涉外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 讲座伊始,毕教授从传播学基础理论切入,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核心概念,包括“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和“跨界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等。他指出,未来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可能是跨文化的“认知协调者”(cognitive mediator),这类角色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自身文明框架的引力,在不同系统、组织、文化与社群之间实现沟通、调解与协调。 毕教授引用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历史案例说明,跨界沟通者在异质文化之间穿梭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中介者往往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反而容易被两边质疑甚至攻击。这一生动案例引发了听众对国际传播复杂性的深刻思考。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毕研韬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斯图亚特·赫尔“文本解读的三种倾向”理论——理想式样解读、商榷式解读与对抗式解读。他结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立场分化,以及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向涉外干部说明:意义、事实和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充分理解目标受众的语境和认知框架,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毕教授提出,要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需要从十个层面协同推进,包括理念与理论体系、人才体系、媒介与平台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与组织体系、内容生产体系、国际关系网络、认知安全体系、世界知识体系以及文明层能力。他强调,真正的国际传播力,最终取决于一个文明能否持续为世界提供意义、秩序、希望与价值支撑。...
2026-05-31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2025-02-25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2026-04-11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全球信息空间中的可见度明显提升,国际传播已从过去的“被解释”逐渐转向主动“解释中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然而,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提高国际传播声量,是否必然能够赢得国际信任?答案并不简单。 国际传播的意义,不只是让世界听见中国,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信任中国,并将国家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声量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一、国际传播首先解决“可见度”问题 国际传播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第一层是可见度,即世界是否知道中国,是否能够接触中国的信息。在这一层面,中国国际传播取得了明显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科技实力提升、企业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信息环境中的重要参与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世界是否听见中国”,而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国”。换言之,过去的核心任务是扩大国际存在感,而现在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认知影响力。 二、声量提升并不等于信任提升 国际传播效果并不是单一指标。从传播效果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2026-07-27以前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现在更愿意直接换一块石头。 文/毕研韬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筛选,不改变”或许是最具穿透力的注脚。它并非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正在沉淀为集体心态的生存策略。 一、从“改造他人”到“筛选关系” 回望熟人社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究磨合与重塑。家庭里的“管教”,职场上的“带新人”,社会层面的“思想教育”,曾经既是伦理责任,也是能力象征。 然而在流动加速、选择充裕的今天,这一逻辑悄然翻转。替代选项的丰富,让“筛选”取代了“改造”。与其投入心力去改变一个不合拍的人,不如换一个频道,换一个场域。年轻人崇尚边界感,讲究情绪价值,追求价值观的即时匹配。朋友不必深交,恋人不合则分,社交媒体上“取关”“拉黑”不过是日常的边界维护。改变他人,不再是天赋人权,反倒容易被视作越界。个体愈发坚信:人格自有其底色,与其费力涂改,不如一开始便选择对的人。 二、生活方式的再排序:与其硬扛,不如转身 这种“筛选”哲学,也从人际关系渗入生活方式的选择。 过往的成功叙事,崇尚奋斗、突破、向上攀爬,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压力抬升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好生活”。“体面”“稳定”“舒适”成为新的关键词,与单一的上行焦虑分庭抗礼。工作不再占据全部意义,兴趣、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登上价值的中心舞台。 当大环境难以撼动,个体便转向可以掌控的小环境。换一座城,换一个行业,开启一段副业或间隔年——这些选择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理性:与其在不匹配的系统中消耗,不如在可能范围内重构生活。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我保全。 三、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工具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姿态也悄然延伸到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2026-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