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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安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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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欧洲

2026年慕安会今日落幕:十大议题中七项影响中国战略环境

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俄乌冲突仍是本届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德国总理默茨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可能要等其经济或军事能力“枯竭”后才能结束战争,这反映出欧洲对持续冲突的现实评估。同时,乌克兰外交部长和中国外交部长在会议期间就扩大和平对话进行了讨论。 六、多边治理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压力测试 与会者普遍认为,当前多边机制在应对冲突、危机和全球性风险时显示出疲态。围绕国际法、公平代表制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如何推进联合国等机构改革等问题,成为会议中的重要议题。 七、技术与网络安全议题的上升 不同于传统只聚焦军事安全的讨论,本届会议更显著地将技术安全与网络空间的稳定性纳入主舞台。随着全球战略竞争向数字和技术层面扩展,技术安全被视为未来全球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中国立场与和平倡议的表达 在会议的“中国专场”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通过对话与政治解决一切地区热点,包括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重要性。这一立场阐述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主张与解决国际纷争的策略思路。 九、民意与战略信任呈现危机 《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同时指出,不仅是国家间的战略矛盾,近年来西方内部对政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信任不断下降,这加剧了政策一致性的困难。报告揭示了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因素对国际合作的间接影响。 十、会议影响对未来一年安全议程的指向 尽管会议本身不会发布正式的公报,但广泛的交流和公开论述本身就对2026年全球安全议程具有重要指向作用。特别是在大国关系、跨大西洋合作机制调整、欧洲安全自主性构建等领域,与会者的讨论很可能在未来一年内转化为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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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世界传播:被中国学界忽视和误解的传播理论

在法国传播学界,一个与“国际传播”看似相近、实际上具有不同理论旨趣的概念长期存在,并在近年来得到重新阐释,这就是“世界传播”(communication-monde)。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3日 “世界传播”并不是“国际传播”的法语变体。它所试图改变的,是观察传播的基本方式:不再把国家及其边界作为传播研究的天然起点,而是考察传播网络、技术、资本、文化、知识与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在中国传播学界的讨论并不充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提及“世界传播”,也容易将其理解为“全球传播”或“国际传播”的另一种说法,从而忽略其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向。 一、世界传播:一个并非简单替代的概念转向 “世界传播”与法国传播学家Armand Mattelart密切相关。1992年,Mattelart出版《世界传播:思想与战略史》(La Communication-monde : histoire des...

传播学

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传播学

大众传播的“麻醉功能”指什么?中国教材讳莫如深

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亚洲

社会韧性:台湾的安全护盾?

文/晁可然(亚太问题专家) 在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社会韧性”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体,台湾的安全环境面临多元挑战,社会韧性能否成为其重要的“安全护盾”,值得深入探讨。 一、什么是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指一个社会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能够有效抵御、适应并迅速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的稳定,更涵盖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力、信息识别力、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的灵活应对机制。简言之,社会韧性体现了一个社会面对风险时的整体抗压和自我修复能力。 二、台湾提升社会韧性的努力 随着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s)形态日益多元,台湾正逐步将“社会韧性”视为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社会韧性不仅关乎应急响应能力,更涉及民众认知、社会心理与制度弹性等深层因素。 1.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防护 在面对虚假信息、认知操控和网络攻击等灰色地带手段时,台湾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多元防线: 2.推进全民国防与公民教育 台湾将国防概念拓展至社会层面,强调全民意识的形成与民众素养的提升: 3.强化基层社区的应急与恢复能力...

传播学

理解当代国际传播:安全化、工具化、武器化

当信息日益成为战略资源,国际传播也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信息交流到战略工具,从影响认知到对抗性行动,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0日 当代国际传播已不再局限于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和国家形象塑造,而是日益嵌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信息环境深刻变化,使国际传播的安全属性与战略价值更加凸显。要理解这一变化,需要关注三个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区别的现象: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 一、安全化:国际传播成为安全议题 国际传播的安全化,意味着信息流动、国际舆论、叙事竞争和认知影响等传播现象,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的分析与治理框架。 传统上,国际传播主要与跨境沟通、文化交流、国际形象和公共外交相关。随着信息环境与地缘政治深度交织,信息操纵、网络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及其对社会信任和政治决策的潜在影响,逐渐进入国家安全议程。 安全化改变的不只是国际传播的研究视角,也包括政策制定者对传播问题的界定方式。当传播被视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时,信息核验、风险监测、舆情研判和传播能力建设便可能获得更高的政策优先级。 但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传播活动都应被视为安全威胁。过度扩大安全概念,可能模糊正常的信息交流与有组织的信息操纵之间的界限,也会压缩跨文化沟通与国际合作的空间。 二、工具化:国际传播服务于战略目标 国际传播的工具化,是指国家及其他行为体有意识地运用传播手段,实现外交、政治、经济或安全目标。 事实上,传播具有工具属性并非新现象。公共外交旨在增进对外理解,国际传播可以服务于贸易投资、国际合作与国家形象建设。问题不在于传播是否具有目的,而在于特定目标如何影响传播内容、方式及其评价标准。...

亚洲北美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