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三、认知后果:国家形象的“加权偏移” 当异议叙事进入国际传播循环,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加权性的。 第一,它强化“内部否定性证词”的解释权重。外部受众往往将“来自内部的批评”视为更高等级信息来源,从而对其他类型信息产生相对折扣。 第二,它压缩认知多样性。在高密度传播环境中,外部受众接触到的中国相关信息结构可能发生偏移,即冲突性内容占比上升,而日常性、建设性或中性内容被边缘化。 第三,它形成“代表性错觉”。部分受众可能在无意中将高可见异议声音误认为“更广泛中国社会的真实代表”,从而对整体国家形象形成结构性误判。 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议题上,而是国际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可见性替代代表性”问题。 四、叙事竞争:多源信息体系中的权重博弈 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并非仅由异议叙事构成,而是由多重信息源共同塑造,包括官方信息、商业数据、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普通个体经验。 然而,这些信息源在传播结构中的权重并不均等。异议叙事之所以突出,在于其同时具备三个特征:高冲突性、高人格化、高传播适配性。 相比之下,结构性叙事(例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或长期趋势)在传播上往往缺乏即时情绪驱动,需要更高解释成本。 因此,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中的形成,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高强度叙事主导可见性,而低强度结构性事实支撑背景认知。...
2026-05-14AI正在从教学工具进入新闻传播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探索,正在成为这一变化的两个观察窗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9日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传统边界。近两年,路透社、法国《世界报》和Rest of World等国际媒体相继报道中国高校的AI教育改革。其中,位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尤为值得关注:前者已经开始通过专业调整回应AI带来的传媒业变化,后者则将AI逐步引入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两所大学的探索,显示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AI进入专业设置 2026年6月,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高校正在因AI而重新调整课程和专业,将中国传媒大学作为重点案例。 报道指出,中国传媒大学是中国重要的传媒与艺术类高校。2025年,该校取消摄影、漫画、新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和服装设计等五个专业,同时关闭部分经管、理工和人文学科专业,并增加与智能技术相关的培养方向。报道将这一调整放在中国高校整体回应AI和未来就业市场变化的背景下。 Rest of World进一步报道了中国高校减少传统人文和语言专业、增加AI相关专业的现象,也把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典型案例。报道特别提到,该校新增“智能影像艺术”等AI融合专业;与此同时,原有的斯瓦希里语翻译课程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教学目标从单纯训练翻译能力转向培养学生使用、管理和评价AI翻译工具的能力。...
2026-09-29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25-12-13现阶段中国内地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就业是民生之本,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和生活稳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因此,就业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2. 教育问题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依然困扰着广大老百姓。同时,随着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教育问题成为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3. 养老问题(与医疗问题并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作为社会的脆弱群体,其生活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老百姓越来越关心的民生问题。医疗问题同样重要,而且与养老问题紧密相关,但考虑到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此处将养老问题暂列医疗前。 本文由文心大模型4.0生成,CWB编辑审核并认同。
2025-02-17文/石敢当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3月15日晚上黄金时间,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都会举办“3.15晚会”,曝光若干不良企业和劣质产品。3.15晚会让企业心惊肉跳,所以对维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近些年3.15晚会开始受质疑:晚会组发现问题后为什么不及时曝光,而非要等到3.15晚会?这期间消费者权益受损,央视却坐视不管,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3.15晚会究竟是消费者守护者,还是追求收视率和利益的表演者? 3.15晚会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如今产品质量每况愈下,怎样才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央视为什么不深入探索?3.15晚会后,被曝光企业所在地政府都会立即采取措施,但为什么晚会前自己发现不了问题? 央视是否存在关联性利益?是否存在广告投放豁免权?商业合作是否存在灰色地带?这些问题网络上早有争议。 数据显示,50岁以上观众比Z世代群体更信任晚会,农村观众对晚会的期待值高于城市。 如今网民开始质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你们为什么不向央视学习,曝光不良企业,保护消费者权益?
2025-03-17感谢热情的介绍。 首先,我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举办此次活动,当然还要感谢昨晚美味的晚餐。晚餐时,马克龙总统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发言,我说,总统先生,我来这里是为了享受美好的陪伴和免费的葡萄酒,但今天我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得这些。 当然,我还要感谢莫迪总理的到来以及他对此次峰会的共同主办,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的参与。 我今天早上来这里,不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这是几年前会议的主题。我来这里是要谈论人工智能的机遇。 当像这样的会议召集起来讨论一项前沿技术时,我认为我们的反应往往是过于谨慎、过于规避风险。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项技术突破,如此明确地要求我们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 我们的政府——特朗普政府——相信,人工智能将在经济创新、就业创造、国家安全、医疗保健、言论自由等方面产生无数革命性的应用。现在限制其发展,不仅会让该领域的现有企业不公平地受益,还会使我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陷入瘫痪。 考虑到这一点,我今天想主要讲四点。 第一,本届政府将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金标准,并确保我们成为其他国家——当然还有企业——在扩大自身人工智能使用时的首选合作伙伴。 第二,我们认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过度监管可能会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行业,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鼓励促进人工智能增长的政策。我希望这种放松监管的风味能够渗透到本次会议的许多讨论中。 第三,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强行变成专制审查的工具。 最后,第四点,特朗普政府将为人工智能保持一条有利于劳动者的增长道路,使其成为在美国创造就业的有力工具。 我很赞同莫迪总理的观点。我真的相信,人工智能将促进人们提高生产力,它不会取代人类。它永远不会取代人类。我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许多领导者在谈论对取代劳动者的恐惧时,真的错过了重点。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将使我们更加高效、更加繁荣、更加自由。...
2025-02-21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2026-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