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of narrative)与“道德逻辑”(logic of virtue-signaling)——通过讲述“我们是谁”“我们为何正义”来建构政治合法性。 对美国而言,道德判断优先于事实验证。 当中国展示自身制度成就时,美国社会往往首先评估其“价值立场”而非“治理绩效”。这种差异并非无知,而是一种深层的“符号秩序差异”:中国以“秩序生产”为认知核心,美国以“意义生产”为认知核心。 三、认知错位的结构性后果 这种认知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持续“语义错位”: 在这一错位中,中国的理性话语无法进入美国的叙事系统,而美国的道德指控也难以在中国语境中获得共鸣。双方并非缺乏沟通渠道,而是缺乏认知翻译机制。 四、走出误解的可能路径 化解这种结构性误解,关键不在于“改变对方”,而在于重构认知互译机制(Cognitive...
2025-10-11When academic output appears to rise in tandem with administrative rank, what...
2026-03-24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2025-02-16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four decades of quiet service by the “Lei...
2026-01-30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2025-03-26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2025-05-18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2025-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