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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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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Presse 则由独立委员会审查颁发,政府不直接介入。 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实行类似中国的模式,由政府直接核发记者证,这些国家通常对媒体的管控更严格,如越南、朝鲜、伊朗等。在这些国家,记者证不仅是职业资格,更是采访许可的重要门槛。 总体来看,政府统一颁发记者证并非国际通行做法。在绝大多数国家,记者的职业身份由媒体雇佣关系或新闻行业组织认定,而非行政许可。这一差异,不仅体现了不同国家的新闻管理模式,也折射出新闻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文章推介

Blog传播学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亚洲

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亚洲北美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5年度对中国的认知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每年发布《年度威胁评估》(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ATA),旨在向国会报告其所关注的国际安全与战略趋势,其中的涉华内容属于美方情报界内部评估与观点,而非客观事实本身。本文基于ATA 2025公开版本,对其中涉华内容进行梳理,并严格以“美方认为”“报告指出”等方式呈现其原始表述。 一、美方总体定位:从强调竞争到关注长期结构性互动 根据ATA 2025,美国情报界在涉及中国议题时,仍沿用“主要竞争对手”(major competitor)之描述,体现了美方从自身角度出发所关注的长期战略议题。 报告中提及,中国在科技、经济规模、部分产业链能力等方面的进展,是促使美方将竞争视为长期议题的重要背景之一。 报告强调,这种竞争并非短期变化,而是“结构性因素”在持续作用。...

亚洲北美

美国智库新建议:即使“自损”,也要阻止中国发展

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8日 美国战略界对华思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美国主流政策逻辑通常是“让自己更强”,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市场竞争维持优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另一种思路:不仅要强化美国自身能力,还要主动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种变化,在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2026年3月的报告《Mobilizing for Techno-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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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亚洲北美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