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市场
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发布的《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GMTI）估算，2022 年约有 1.1 亿穆斯林游客（恢复到 2019 年水平的约 68%），部分预测认为 2023 年可能达到 1.4 亿人次，并有研究预计到...
文章推介
2025年美国涉藏重要政策文件：法案、报告与听证会
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舆论可以监督韩红，但不能替她做主
韩红有权选择先帮谁，舆论只能监督，不能替她做主。 文/林逸衡 最近，因表态说“先帮中国人”，韩红再次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有人批评她“目光太狭窄”，有人支持她“先顾自己家人”。这其实折射出一个老问题：公众对慈善的期待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选择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一、慈善不是零和，基金会有自主权 首先，“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章程和治理规则。章程明确规定： 在法律和章程范围内，基金会有权自主决定资金投向。韩红（基金会）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法人行为。 二、舆论监督应有边界 作为公众人物，韩红的言行自然会被放大，但舆论监督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舆论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取代理事会的决策权，更不能把个人的善心绑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三、公众误解的根源 很多人误解了韩红“不帮海外人”这个表态，其实她的意思是优先安排国内项目，这是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公众容易把“个人选择”当成“国际态度”，所以才引发争议。实际上，基金会的募捐项目、年度支出和备案信息都透明公开，都是依法合规的操作。 四、结语...
中国网民为何怀念美国的“良心法官”？
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言：“我们怀念的不仅是这位法官，更是他代表的那种可能性——正义可以拥有心跳的频率。” 文/唐摩崖 2025年8月，美国罗德岛州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的逝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悼念，其中中国网民的集体缅怀尤为引人注目。这位被称为“全美最善良法官”的88岁老人，为何能跨越太平洋触动中国人的情感？这背后既有卡普里奥个人司法魅力的感召，也折射出公众对司法温度的普遍期待。 一、卡普里奥的司法哲学：法律与温情的平衡 卡普里奥的法庭以处理交通罚单等小型案件著称，但他将每个案件转化为“公民教育与社会支持的机会”。在经典案例中，他曾为送患病儿子就医的96岁老人撤销罚单，也曾用母亲创建的基金会替单亲母亲缴纳罚款。他的名言“在我的法袍下藏着一颗心”成为其司法理念的缩影——既坚持规则，又通过倾听个体困境实现“有温度的正义”。这种风格通过电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和社交媒体传播，全球累计播放量破亿，其中中国观众占据了重要比例。 二、文化共鸣：对“青天”形象的集体记忆 中国网民将卡普里奥类比为“美国包青天”，这一称呼揭示了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赋予“体察民情”与“铁面无私”的双重特质。卡普里奥的实践恰好契合了这种期待：他允许孩子参与庭审决定母亲罚款的去留，既维护法律权威，又通过互动传递司法的人文关怀。儒家“哀矜折狱”（审判中体现怜悯）的理念，也在他的实践中得到跨文化印证。 三、制度反思：对司法人性的期待 中美司法体系的差异为这种怀念提供了语境。中国以成文法为主，强调“多元解纷”机制缓解案多人少压力；美国普通法则更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卡普里奥的案例让中国网民看到，即使在高度程序化的西方司法中，个体法官仍能通过裁量权实现实质正义。这种观察激发了对于“机械执法”的反思——有网友评论：“他证明法律可以既是利剑，也是盾牌”。...
西藏国际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