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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 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 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 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 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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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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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共识时代,理解尤显重要——2026年新年寄语

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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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宣布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签证

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声明,宣布对中国学生实施签证限制措施。声明全文如下: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我们还将修订签证标准,对今后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所有签证申请加强审查。” 该声明的英文全文如下: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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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不会乱?王沪宁这样说

文/李沐阳 中国会不会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1994年4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分析: “恐怕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第85页) 这是他个人的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所谓不是,这代表了当时部分中国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反映个人探索与外界塑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干部的重要性,王沪宁在199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大家谈到了干部工资太低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管理是不能搞好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优秀的人才就不会往党和国家的管理中枢中流动,这样的核心管理从长远来说就会发生问题。这是战略问题。”(第87页) 这两段话,即使今天品读,对理解当今中国都有莫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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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重新定义“中国威胁”:双边关系将更难缓和

当中国被置于“系统性威胁”框架中时,中日关系将更容易被结构化和固化,短期摩擦更难缓和,关系整体趋向稳定但弹性下降。 文/毕研韬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概念的变化往往先于政策的变化。当一个国家不再被单独分析,而是被置于一组关系网络之中,其“威胁”属性也随之发生转型。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正体现出这样一种深层转变。 从一份报告看认知框架的变化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日本防卫研究所以日文、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6》(China Security Report 2026)。该报告主题是Imbalanced Partnerships: China, Russi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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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关税战致WTO总干事奥孔乔博士的信

尊敬的奥孔乔-伊韦阿拉博士: 主题:关于由世贸组织主导推动中美关税问题非正式接触的建议 您好! 作为一名传播学者和国际战略叙事的观察者,我谨此建议:在中美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可以考虑牵头推动一种新的对话形式——低调、非正式、基于规则的接触机制。 自2025年以来,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对抗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报道,美国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已接近145%,中国也以广泛的反制措施回应,几乎涵盖所有美国产品出口。虽然这场争端已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摩擦,更演变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对抗,但我始终认为,世贸组织仍具备独特的地位,能够为重新接触提供一个中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 我并非建议开展正式谈判或召开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层峰会,而是设想一种由世贸组织推动的“非对称接触”平台——在技术会议、小型部长会议或专题研讨会期间,安排安静、非公开的互动交流。此类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不要求任何一方公开让步的前提下,为今后实质性交流打下基础。 世贸组织的合法性、多边信誉和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承办此类接触最合适的机构,尤其可以在“共同维护全球贸易稳定”的框架下推进。例如,就“关税外溢效应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或“地缘政治变化下的贸易政策协调”等议题组织非正式磋商或圆桌会议,也许可以成为切入点。 您在艰难时期对世贸组织的引领令人敬佩,我也相信您能够洞察多边机制所依然具备的外交契机。如有需要,我愿进一步阐述这一建议。希望此信能够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 谨致最高敬意! 毕研韬 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www.borderlesscom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