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特朗普对华关税战思想来自一家智库？
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思想同构：制度化的“关税战共识” 从政策方向、核心理念和战略意图上看，特朗普对华关税战略与《2025计划》具有高度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源于人员之间的理念互动，也反映出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对中国问题的制度化共识。 换言之，无论是以特朗普的名义，还是以传统基金会的名义，一套以国家安全、经济主权与地缘政治竞争为核心的“关税战思维”，已在美国保守派政治中完成了从边缘主张到主流共识的转化。
中美关税对峙：打破僵局的可行方案
文/毕研韬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政策再度趋于强硬，美方将平均对华关税水平推升至145%，中方则通过对等反制、市场准入限制及供应链重构等加以应对。此番对峙已超越传统的贸易纠纷，演变为一场嵌套着战略博弈的制度性对抗。僵局看似无解，实则有破局之道——关键不在于“谁先让步”，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接触场景。 非对称接触：破冰的第一步 在当前“谁先主动谁就示弱”的博弈氛围中，任何直接提出谈判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服软”或“投降”。因此，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是通过“非对称接触”与“多边平台引导”创造对话空间。 所谓“非对称接触”，即不设前提、不签署框架、不对外宣布谈判启动，而是在第三方国际平台的“场边”自然而然接触。这种设计避免了“单方面示好”的政治风险，又能为后续实质性对话建立机会和基础。 谁来出面最好？ 出面推动这一非对称接触的国际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中立形象强、对经贸议题具专业权威、在全球秩序中具多边牵动力。据此，以下机构可为候选（当然也可由其它组织出面）。 小步走，非官方制造破局舆论 可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USCBC），与中国贸促会联合（CCPIT）发布调研报告，反映关税对企业运营的真实影响，为政府恢复技术性接触提供数据支持、构建合理接触的舆论空间。
特朗普关税战：暴露了什么？
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特朗普倾向用企业谈判逻辑处理国家间关系，误以为对手会像商业伙伴一样“交易妥协”。事实上，国家行为往往涉及主权、安全、战略平衡、国内政治，不是单靠压力就能转变立场的。 总之，关税战的战略设想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某种“实力幻觉”，也暴露了其对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认知局限。它确实推动了一些议题进入谈判桌，但同时也引发了结构性对抗和全球信任削弱。
关税战：中美不再说同一种“经济语言”
特朗普政府已把对华关税提高到145%，但这场 “关税大战”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不少人会问：“关税战什么时候结束？谈不拢的两国，还能谈吗？僵局如何打破？” 或许我们该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他们还能听懂彼此的语言吗？ 表面是关税，本质是两种制度的对撞 我们常以为关税是一个贸易手段，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如今的中美博弈，早已不只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争执，而是两种“看世界的方式”发生冲突。 对美国来说，关税不只是“为了制造业”或“保护工人”，而是他们防守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的一种象征。 对中国来说，应对关税也不是纯粹被动，而是一个借“反脱钩”、倒逼自主的战略转型过程。 这场对抗，不是两个人在吵架，而是两个系统遭遇兼容障碍。 别太相信预测，旧剧本已经作废了 很多人喜欢做各种预测：僵持下去（45%）；局部交易（25%）；对抗升级（20%），诸如此类。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理性”，但它们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中美还能像过去那样谈判、交换、达成协议。 问题是：现在他们连共同的谈判“语法”都不再有了。 我们还在用过去全球化时代的逻辑看待今天的世界，但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现在的局势不是“会不会谈”，而是“还能不能谈”。 未来可能不是“收场”，而是“转向” 与其说这场关税战会“收场”，不如说它会转向另一个状态。 1.可能是区域重构：全球贸易不再靠一条中美大动脉，而是更多“小循环”拼起来的网络。 2.可能是灰色现实：官方对抗，民间绕路，比如通过第三国重新连接。 3.可能是心理变化：大家从“合作是常态”，转向“斗而不破是新常态”。 未来的世界可能不会更和平，也未必更公平，但一定会更复杂、更现实。 这场战争揭示了一个现实：我们被“旧认知”困住了 我们是不是该放下“总能达成协议”的幻想？ 我们早已习惯了有规则、有协议、有妥协的全球秩序。但现在的世界，不是这个剧本在坏掉，而是剧本已经换了，我们却还在背老台词。...
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李嘉诚出售巴拿马港口：争议何来
文/唐摩崖 一、事件背景 2023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在内的全球港口核心资产。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有批评者将其定义为“资本对国家利益的背叛”，而支持者则视其为正常的商业决策。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碰撞。若想客观评估该交易的合理性，就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采用商业、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跨国资本能否“去国家化”？ 2.地缘政治维度的深层张力 批评者的核心质疑有两点： 战略资产敏感性：巴拿马运河掌控全球6%海运贸易，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国。批评者担忧关键物流节点控制权转移至美国背景资本（贝莱德60%股权由美国机构持有），可能影响中国远洋供应链安全。 历史行为模式：李家资本自2013年起从中国大陆及香港累计撤资超2500亿港元，此次港口出售被部分舆论视为其“去中国化”战略的延续。 三、多维分析框架 1. 法律与商业伦理的边界 合规性层面：交易符合开曼群岛注册地法律及港交所披露规则，未发现强制收购证据。 道德争议点：跨国资本是否需承担超越法律的责任？譬如牺牲经济利益而服从地缘政治需求。 2. 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李嘉诚商业帝国覆盖52国，个人持加拿大、英国等多国通行身份，这种“超主权资本家”特征使其决策更侧重全球风险评估，而非单一国家利益。 同样出售美国战略资产的日本软银集团，因母国身份明确，舆论批评多指向商业误判而非质疑其国家忠诚度。 3. 国家利益的话语权争夺 中方视角：中国远洋运输80%依赖外籍港口，关键节点控制权变化可能触发供应链风险。 国际规则视角：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未限制外资持有港口，但美国《2021海运改革法案》已强化本土航运保护，反映战略资产“再国家化”的全球趋势。 四、超越争议的理性讨论框架...
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掌控巴拿马运河
文/毕研韬 上周在教学中，我组织学生讨论：特朗普政府为何决意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现实主义世界观和地缘政治思维能充分阐释特朗普2.0的巴拿马运河政策吗？ 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曾多次表态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甚至根据特朗普指示，制定了“军事选择”方案，包括在巴拿马驻军、恢复美国对运河的完全运营权，甚至可能通过武力夺取。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上任后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巴拿马，巴拿马总统在与之会谈后宣布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巴拿马成为首个退出该倡议的拉丁美洲国家。 3月19日（星期三）卢比奥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休伊特（Hugh Hewitt）采访时称： “特朗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建造了那条运河，然后把它移交了给了巴拿马——他当时并不同意这个决定。结果有一天我们醒来，发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布整个运河。那些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显然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控制着运河两端的所有关键港口，而运河基础设施的深入发展也使中国受益。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他接着说： “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认为这违反了条约。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接下来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但总统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巴拿马运河不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前哨，因为是我们建造了它，我们打算对其保持影响力。而且，就像我说的，我们并没有把它交给中国，我们是交给了巴拿马，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25年3月4日，李嘉诚麾下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宣布，计划将旗下全球港口业务的80%股权出售给由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交易总额约为228亿美元（约合1654亿人民币）。 此次交易涉及和记港口集团在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90%股权。 交易的完成还需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预计将在2025年4月初完成。 从美方相关表述看，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要考量是现实政治和资本政治，以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策略与民族主义叙事。 总体看，现实政治（或曰地缘政治）仍是塑造大国关系的第一因素，而“全球主义”还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特朗普要关闭VOA等联邦对外媒体
文/毕研韬 当地时间3月14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削减7个联邦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全球新闻署（UASGM）。 USAGM负责运营和支持美国国际广播网络，包括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自由亚洲电台（RFA）、中东广播网（MBN）和古巴广播办公室（OCB）等。 3月15日（周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兄弟媒体的数百名记者和其他雇员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将被禁止进入办公室，交出记者证、商务电话和其他设备。 此举遭到新闻自由机构与人士的批评。作为传播学教授，我曾发表数篇关于VOA、RFA的评论文章，并将密切关注VOA等媒体的命运。
文章推介
打造穆斯林友好旅游生态，深度赋能海南自贸港建设
凭借其庞大规模与强劲消费力，穆斯林旅游市场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旅游细分市场。众多国家和地区（含港澳台）已竞相构建穆斯林友好旅游体系，而海南的专项政策仍待出台。发展穆斯林旅游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促进人文交流与软实力提升，在地缘博弈加剧的当下，对增进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交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多项国际研究表明，发展穆斯林高端旅游不会对目的地安全构成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一、海南打造穆斯林友好旅游生态的重大意义 海南发展穆斯林友好旅游，有助于优化旅游市场结构，还会对政治、文化及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新动能。 （一）经济层面 据 Mastercard与全球穆斯林旅游研究机构CrescentRating（新月评等）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显示，2024年国际穆斯林游客已达1.76亿人，较 2023 年增长约 25%，预计2030 年将增至2.45亿人，穆斯林游客年度旅游支出有望攀升至...
Why Do Some Countries Fear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China’s rising global influence — in economy,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彭博社：中国在非洲打造了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
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How to Break the China-U.S. Tariff Deadlock?
——A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Third-Party Mediation and Direct Dialogue By CWB Commentary...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