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一些用户还质疑,许多使用多年的旧车性能稳定,却因不符合新标准而被要求淘汰,增加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 从监管角度看,标准化有助于降低事故风险,但从民生角度看,如果技术标准与现实使用需求之间出现明显脱节,就容易引发公众不满。 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公共治理不仅需要技术合理性,也需要社会接受度。 三、基层执法争议正在影响治理感知 除了标准争议之外,部分地区执法方式也成为舆论焦点。 在一些地方,民众反映存在处罚偏重、教育不足的问题。例如,轻微违规即被罚款、短时间集中整治、执法尺度不统一等,都容易让公众产生“运动式执法”的观感。 尤其对于依赖电动自行车维持生计的外卖员、快递员以及低收入群体而言,频繁处罚会直接增加生活压力。 需要看到的是,治理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也取决于公众对治理过程的感受。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便利、安全与秩序,治理容易获得支持;如果公众感受到的是压力、不便与成本增加,治理阻力就会迅速上升。 因此,基层治理不仅是规则管理,也是社会情绪管理。 四、电动自行车背后,是城市民生结构问题 电动自行车之所以高度敏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已经深度嵌入中国城市生活结构。...
2026-05-18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2026-07-05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2026-02-18文/毕研韬 信息洪流裹挟的时代,“什么都信”成了许多人的生存常态:既信速成的财富神话,又信玄学的改命说辞;既盲从“权威”的片面论断,又轻信情绪裹挟的网络流言。殊不知,这种缺乏筛选的“泛信”与不加分辨的“轻信”,本质上都是主体性的失守,最终只会将人推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陷入“永远穷下去”的恶性循环。 “什么都信”的本质,是认知裁判权的彻底让渡。 在这个真相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信息获取成本极低,但辨别成本极高。“什么都信”并非包容,而是认知上的“躺平”。轻信者将裁判权交给了他人的话术与利益诱导,泛信者则将其交给了混乱的环境与多元思潮。这种判断力的缺位,必然导致决策失效:今天跟风投入虚假项目血本无归,明天盲从错误理念错失机遇,后天在矛盾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认知的贫困,从来都是一切贫困的根源,它让人在复杂的社会博弈中,永远处于被收割的底层。 “穷”的深层逻辑,是生命能量的无序耗散。 传统文化讲“信为道源功德母”,真正的“信”是支撑人前行的精神锚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笃定。而“什么都信”的人,其“信”廉价而善变,如同五行缺土,水多荡之。他们今天信奉“内卷致胜”,明天追捧“躺平无忧”,后天又沉迷“玄学改运”。生命能量就在这种反复横跳中不断熵增。没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支撑,行动便失去了方向,即便偶尔获得短暂的物质收益,也终究难以长久。更可悲的是,当一个人的“信”变得毫无原则,不仅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更会陷入精神上的漂泊与空虚——这种灵魂层面的贫瘠,远比物质匮乏更令人绝望。 破局的关键,在于从“迷信”跃迁到“智信”。 我们反对“什么都信”,并非提倡“什么都不信”的虚无主义。真正的富足,始于建立以自我为主体的认知框架。这需要我们用逻辑与实证过滤信息,用阅历与规律检验信念。如同佛家倡导的“智信而非迷信”,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新知,又要守住坚定的底线,不轻易盲从,不随波逐流。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力。别让“轻信”与“泛信”消耗掉你的判断力与生命力。唯有守住内心的清明与笃定,锚定方向,方能积累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打破“永远穷下去”的魔咒。 后记:本文虽以个体认知为切入点,但直击战略传播的核心命题:在信息过载与认知战常态化的当下,个体“泛信”与“轻信”本质上是主体性失守与判断力让渡,这既是劣质信息扩散的微观根源,也是认知防御的薄弱环节。本文倡导的“智信”理念,以逻辑与实证锚定认知边界,既是对全民媒介素养提升的专业回应,也是将战略传播从宏观策略落地到个体实践的关键抓手,完全契合本号深耕前沿、守护认知疆域的核心定位。
2026-02-042026年11月13日,华东政法大学成功举办了“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创新与深化研讨会”,会议由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韬奋新闻传播学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 作者:周明川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4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研讨会。这是毕教授首次参加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参与组织的学术活动,首次参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讨会,也是毕教授首次走进华东政法大学。 13日上午,毕研韬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着重探讨制度创新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首先指出,制度是影响国际传播的结构性变量。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中存在的两种取向——斗争取向与沟通取向,并详细阐述了价值观差异对国际关系及国际传播的深刻影响。 13日下午,毕教授应邀到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参观,并与赵庆寺教授团队座谈。与会者重点围绕课题选择、研究数据获取、分析框架设计、知识生产与成果转化等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是毕教授第一次走进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近距离与马院教师面对面交流。
2026-11-14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2026-06-10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2026-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