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再次将格陵兰岛置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据权威媒体报道,白宫正在讨论多种获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包括与丹麦谈判、购买岛屿,甚至不排除军事选项。这一系列言辞在全球引发轩然大波,欧洲盟友和丹麦政府均予以强烈回应。然而,若从现实制度、国际法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想要格陵兰”的真实目的,并非取得主权,而是通过施压来扩大在该岛的战略部署与功能控制。 一、舆论与现实的差距 特朗普政府提出“购买格陵兰”的概念,表面看似野心勃勃,但其政治逻辑更多是针对国内支持群体的表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方案易于理解:美国为了国家利益“买”一块北极土地。然而,现实远比口头表态复杂。 首先,从国际法和丹麦宪法的角度看,格陵兰是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属于出售对象,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违反国际法原则。格陵兰自治政府也公开反对成为美国领土。其次,从北约及欧洲联盟结构看,军事占领或强行获取的做法将破坏盟友体系,引发制度性危机。因此,美国通过正规途径取得主权的可能性极低,估计概率不足5%。 这就形成一个表面喧嚣、实则谨慎的局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释放极端言辞以施压,另一方面仍在寻求可行、低成本的战略手段。 二、真实目标:功能控制而非主权 纵观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意图,其核心并非获得主权,而是在关键功能上形成长期不可替代的控制力。这一点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军事—安全层面 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要地,拥有图勒空军基地等关键设施,对美国北极安全、导弹预警与情报收集至关重要。特朗普团队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基地”,而是“现有设施是否足够、是否可持续扩张”。施压丹麦与格陵兰,为美国争取扩大部署、升级设施提供谈判筹码,这种操作远比直接吞并土地成本低、风险小。 2. 外交—制度层面 美国在北极的目标还包括制度嵌入。通过双边协议、投资项目、科研合作和安全安排,美国可以在不改变法律主权的前提下,增强对格陵兰的影响力。此类安排既符合国际法,又降低了对北约盟友体系的冲击。换言之,美国希望的是名义主权不动、功能控制最大化。 3. 内部政治层面 格陵兰议题也是特朗普政府国内政治动员工具。高调表述“购买格陵兰”,可以营造“捍卫美国利益”的形象,使政策争议转化为政治资本。这种策略既不立即需要结果,又能长期维持议题热度。 三、去主权化趋势与长期影响 在现实运作中,格陵兰逐渐进入“名义独立、功能依附”的状态: 安全事务外包:美国在关键军事、雷达和情报设施上拥有显著话语权。 经济与科研依附:外资投入、科研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强化美国影响。 政策与决策受制约:岛内重要议题的讨论需考虑美国战略利益。 这种“去主权化”并不意味着美国能自动获得主权。历史经验显示,长期依附往往固化为非对称关系,而非领土并入。即便未来格陵兰进一步依赖美国,主权名义仍极难改变,除非格陵兰社会内部发生根本性身份重构,并在合法、公投机制下选择与美国建立自由联合关系。...
2026-01-08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2026-02-26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国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中国社会。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台海局势、全球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这些国际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究竟有多全面?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环境、国家间关系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本文并不讨论公众是否掌握国际法、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讨论普通人是否具备专业分析能力。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公众能否获得足量、优质、多元的信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认知局限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信息结构问题。 一、国际形势认知首先取决于信息来源 任何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 认知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能力,还取决于信息视野。当人们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时,对整体局势的理解自然会受到限制。...
2026-06-14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four decades of quiet service by the “Lei...
2026-01-30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2026-01-30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2026-06-12台海核战争并非大概率事件,但当越来越多权威机构开始研究这一风险时,它已不再只是遥远的理论假设。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1日发布 传统上,国际社会围绕台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战争会不会爆发?” 但2024年起,国际战略界开始出现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越来越多主流战略机构和安全研究团队开始讨论一个过去相对敏感的话题: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核升级(nuclear escalation)的可能? 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核战争即将发生,但它意味着,核风险已经不再只是边缘学者的假设,而正在进入主流战略研究与危机推演体系。 一、IISS公开警告台海冲突存在核升级风险 2026年5月,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年度战略评估中发出警告:任何围绕台湾问题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都可能产生核升级风险。 IISS指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双方可能攻击彼此的指挥、通信、情报和预警系统,而这些系统往往同时承担常规军事指挥与核力量指挥功能。 在高强度战争环境下,一方很难准确判断对方究竟是在发动常规打击,还是在削弱自己的核反击能力。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战略误判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IISS并非普通研究机构。它长期发布的《军事平衡》(Military...
2026-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