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Epistemic Welfare（认知福祉）概念进入西方学术讨论，用于讨论政府与社会是否有责任为人们建构可靠认知而创造必要条件？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6日
“认知福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幸福，也不是简单地让人获得更多信息。
2023年，法律学者Klaudia Majcher从权利角度提出epistemic welfare。此后，Aaron Hyzen、Van den Bulck、Manuel Puppis等学者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系统的理论框架。
Hyzen等将“认知福祉”界定为：为个体在公共领域行使认知能动性创造并维持必要的条件与能力。
一个人拥有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意味着他不仅能够接受信息，而且能够主动寻找信息、比较信息、判断信息、形成信念，并在新的证据出现时修正原来的判断。
它与“信息素养”之间具有重要区别。
信息素养主要关注个人有没有能力识别虚假信息、判断信息来源、进行事实核查。认知福祉则进一步追问：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支持他完成这些认知活动？
如果一个人每天面对大量信息却无法判断来源是否可靠；如果算法不断按照过去的行为把相似信息推送给他，使他几乎看不到不同观点；如果公共机构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解释复杂问题，那么问题就已经超出了个人的信息辨别能力。
数字平台出现以后，信息越来越受到数据化、算法化和平台化机制的影响。
一个人看到什么，不再完全由自己选择，也不完全由编辑选择，而越来越由推荐系统根据用户过去的行为、兴趣和数据画像进行预测。
过去的信息问题主要是“信息不够”；今天的问题是“信息太多，却未必能够形成可靠认知”。
Hyzen等人将数字公共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概括为“认知危机”（epistemic crisis）。算法推荐系统不仅决定信息如何传播，还影响什么信息具有可见性，以及不同知识如何进入公众的认知空间。
这意味着，信息时代真正稀缺的已经不是信息，而是可靠信息、有效判断以及良好的认知环境。
认知福祉是一个社会长期建构的结果。
一个社会拥有大量高质量信息，但公众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认知福祉仍然有限。
反过来，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很强的信息辨别能力，但公共信息高度不透明、可靠信息难以获得、算法持续制造信息隔离，那么个人同样很难保持充分的认知自主。
因此，认知福祉从一开始就是个人与社会共同承担的问题。
认知福祉具有理论意义的地方，在于它开始形成可以评价信息制度和技术系统的标准。
Hyzen等的研究提出了五项重要的认知标准：可靠性（reliability）、认知问题解决能力（power）、丰富性（fecundity）、速度（speed）和效率（efficiency）。
可靠性：信息是否尽可能减少错误、支持真实和有根据的信念。
认知问题解决能力：信息系统能否帮助人们回答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大量内容推到用户面前。
丰富性：知识来源和内容不能过度单一，需要具有足够的多样性。
速度：重要信息能否及时到达。
效率：人们能否以合理的认知成本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标准尤其适用于算法和人工智能。例如，一个推荐系统如果只追求点击率和停留时间，它可能非常“高效”，但并不一定具有认知价值。
它可能不断推荐用户喜欢的内容，却没有帮助用户发现新的知识。
大量个体的认知状态，会汇聚成一个社会的整体认知能力。
社会运行需要最低限度的共同事实基础。人们可以拥有不同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但如果连基本事实都无法共享，公共讨论就很难展开。
如果不同群体长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对同一事件拥有完全不同的“事实世界”，社会分歧就可能从正常的意见差异逐渐演变为认知分裂。
认知分裂进一步损害社会信任、公共讨论和制度信任。
良好的认知环境，有助于形成共享的事实基础；共享的事实基础，有助于维持社会沟通；持续的社会沟通，则构成社会凝聚的重要条件。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必须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恰恰相反，一个具有认知福祉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观点存在。
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即使意见不同，仍然能够依靠事实、证据和公共制度进行讨论。
认知福祉还可能成为社会韧性的基础。
社会韧性通常指一个社会面对危机、冲击和不确定性时，保持基本运行、进行调整并恢复秩序的能力。
危机首先带来的往往就是信息冲击。危机发生后，人们首先需要回答：发生了什么？风险是什么？该相信谁？应采取什么行动？
如果社会能够迅速获得可靠信息，并且拥有判断和修正信息的能力，就更容易形成协调行动。
反之，如果信息混乱、机构之间缺乏可信度、公众彼此不信任、谣言快速扩散，那么危机本身之外还可能出现第二重危机：认知危机。
认知环境是长期被忽视的一项社会韧性基础设施。
传统国家实力理论主要关注一个国家拥有多少经济、科技、军事和人口资源，以及能够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多大程度的行动能力。
但资源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国家能力。因此，一个国家还需要一种更基础的能力：让社会能够获得可靠知识、形成合理判断，并据此进行有效协调的能力。
可以将其称为“国家认知能力”（national epistemic capacity），指一个国家生产、组织、验证、传播和纠正知识，并使社会成员能够据此形成判断和协调行动的综合能力。
教育体系、公共信息制度、科学研究体系、新闻媒体、公共服务媒体、数据基础设施、数字平台治理和人工智能治理，都可以成为国家认知能力的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知福祉是个体层面的状态，国家认知能力则是一个社会为这种状态提供条件的制度能力。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过去，一个国家的信息能力主要表现为：能够生产信息、传播信息和影响认知。
现在，国家需要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谁在决定人们能够看到什么？
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只是信息内容的竞争，也越来越涉及认知环境的竞争。
如果一个社会的认知环境长期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公众普遍缺乏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公共机构难以建立可信的信息渠道，那么经济、科技甚至军事能力都可能受到这种“认知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
因此，认知环境不是国家实力的附属变量，而是国家实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
工业时代，国家竞争很大程度上围绕土地、人口、资源和工业能力展开。信息时代，信息本身成为重要战略资源。
人工智能时代，竞争可能进一步深入到：谁拥有更好的信息基础设施，谁能够生产更可靠的知识，谁能够维护更健康的认知环境，谁能够帮助社会成员保持认知自主，谁就可能拥有更强的社会韧性和国家能力。
因此，国家实力的衡量可能需要增加一个过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维度：认知环境能力。
它的目标不是让社会成员“相信什么”，而是让社会成员有条件判断什么值得相信。
二者看似相近，实际上具有根本区别。前者强调结果控制，后者强调认知能力。前者强调一致，后者允许分歧。前者强调服从，后者强调自主。从长期国家实力来看，后者可能更加重要。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