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从制度逻辑看，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将原本被视为民间性、自治性的学生组织，重新界定为具有“准外交属性”的行为体。这不仅是监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其性质的重新定义。 三、推动逻辑：安全框架的扩展 支持该提议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内，具体包括： 其一，“影响力行动”的界定。部分政策制定者认为，CSSA在高校中的活动可能涉及议题引导与国家形象塑造，因此应纳入更广义的战略传播分析框架。 其二，“组织关联性”的判断。提案支持者强调CSSA与中国官方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其不完全属于自发性的学生社团。 其三，“监管工具不足”。有观点认为，现行法律（如《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主要针对游说活动，对校园组织的适用性有限，因此需要引入更具针对性的制度工具。 需要指出，这些判断在证据标准与适用范围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国内亦引发持续讨论。 四、争议焦点：界定标准与政策边界 围绕该提案，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界定标准是否明确。如何区分“普通学生组织”与“具有国家属性的组织”，目前缺乏统一、可操作的标准。若标准过于宽泛，可能导致泛化适用。 第二，政策比例是否适当。“外国使团”属于高强度监管工具，其适用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是评估政策合理性的关键。...
人形机器人已进入乌克兰战场：人类战争里程碑
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从技术角度看，人形机器人并非最简单的军事机器人形态。履带式或轮式无人车辆在稳定性和负载能力方面往往更具优势。之所以开发人形机器人，是因为这种结构在某些复杂环境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人形结构可以更容易适应人类设计的基础设施，如楼梯、门廊或狭窄空间。对于城市战、灾害救援以及复杂地形行动而言，这种形态具有潜在价值。 人工智能与战争形态变化 人形机器人进入战场环境测试，反映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进入军事领域。近年来，各国军队越来越重视所谓“智能化战争”。这一概念通常包括几个核心技术方向：无人系统、自动化决策辅助、人工智能侦察分析以及机器人平台。 这些技术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机器系统承担高风险或高强度任务，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并提高作战效率。例如，在侦察、排雷、物资运输以及危险环境行动等领域，机器人系统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这一趋势也引发了新的国际安全讨论。国际社会长期关注“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即是否应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作出杀伤决策。目前，多数国家在公开立场上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即关键决策必须由人类控制。 技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与其说这两台设备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如说它们代表了一种趋势：军事技术正在向自动化、智能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 美国国防部已与Foundation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400万美元的合同，合同内容涉及陆军、海军和空军项目。未来，该公司计划推出MK-2型号，预计于4月发布，MK-2将在防水性、大容量电池等方面进行升级，负载能力也将提升至175磅。 Foundation的目标是到2027年底前生产5万台MK-2型号人形机器人，每年生产3万台，且希望最终将单台价格降低至2万美元以下。 未来战争的一个可能方向 人形机器人是否会成为主流军事装备，目前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战争形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两台人形机器人在乌克兰前线环境进行测试，或许只是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早期信号。
日本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吗？
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中被用于“拖住”中国？ 文/毕研韬 近期，在中国舆论与战略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判断：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可能像乌克兰牵制俄罗斯那样，被美国用来长期牵制中国，从而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迟滞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类比两个国家，而在于分析一种可能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是否会出现“前沿消耗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逻辑、日本自身利益以及现实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亚洲版乌克兰”这一判断的逻辑 “乌克兰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种地缘政治隐喻，与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使俄罗斯长期陷入高强度消耗之中。从战略结果看，这场战争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俄罗斯的国家资源与战略注意力。 正因为如此，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思考：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周边形成类似的压力结构，使中国不得不长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安全防御。 从地缘位置看，日本确实是最容易被联想到的国家。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建立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上，两国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在日本长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日本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因此，从战略结构上看，日本确实具备成为对华压力前沿的条件。 二、日本是否可能承担这种角色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确实出现明显变化。例如，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明确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逐渐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角色也在扩大。例如，美国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AUKUS安全伙伴关系，都反映出美国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印太安全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日本显然是核心节点之一。 从这些变化看，日本确实正在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国家，逐渐转向更强调安全角色的国家。 三、日本是否有动力拖住中国 然而，日本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并不等同于日本是否有动力主动承担这种角色。 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其安全政策的核心目标仍然是两个：一是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二是避免被卷入大规模战争。日本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广泛的经贸与社会联系，一旦出现高强度冲突，日本自身也将付出极高代价。 此外，日本政治体系对军事行动仍然存在一定制度约束。例如重大安全政策通常需要经过国会审议以及长期的政治讨论。这种制度结构决定，日本主动挑起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有限。 因此，更可能的情形是，日本通过强化军事能力、扩大同盟合作和提升威慑能力来改善安全环境，而不是主动成为长期冲突的前线。 四、美国是否会推动这种结构 从美国战略角度看，在中国周边维持持续压力，确实符合其全球战略利益。这一点在美国近年来的战略文件与安全合作布局中可以清楚看到。因此，“是否存在通过前沿国家牵制中国的结构”，并不是一个完全缺乏依据的设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不同地区采取的安全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地区，美国确实依赖单一核心盟友承担前沿角色。例如在中东，以色列长期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支点。自冷战时期以来，美国在军事援助、情报合作和外交支持方面持续强化这一关系，使以色列在地区安全结构中具有明显的“独立节点”性质。也就是说，在某些地缘环境中，美国确实会依赖一个关键盟友承担较大的战略压力。 但东亚的安全结构与中东存在明显不同。美国在印太地区更倾向于构建一种多层安全体系，而不是完全依赖单一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在这一体系中，各个国家承担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但共同构成一种相互支撑的安全网络。 这种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风险分散。如果地区局势紧张，压力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国家身上，而是由多个盟友共同承担。第二是威慑叠加。多国参与可以在军事、情报、后勤和外交等多个层面形成更强的整体威慑效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战略运作中不会出现“关键节点”。在印太安全体系中，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军事能力以及与美国长期稳定的同盟关系，客观上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支点之一。因此，如果未来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日本在美国战略体系中的作用仍然可能继续上升。...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无人机、巡航导弹等平台中的AI，主要用于路径规划、抗干扰调整和目标跟踪稳定。算法可以根据实时环境调整飞行轨迹，规避雷达或干扰源。 目前公开资料并无证据表明打击决策由系统独立完成。武器释放仍嵌入人类授权机制。美军近年来反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原则，即关键致命决策必须由人类完成。 因此，所谓“AI参战”，更准确的表述应为“算法嵌入武器系统的控制层”。 网络与电子战：自动化攻防的效率提升 冲突同时伴随网络攻击与电子干扰。AI在网络领域的典型应用包括异常流量识别、漏洞扫描自动化与攻击路径优化。这类技术提高了攻防速度，但并不等同于自主战略决策。 需要区分“自动化工具”与“自主意图”的概念。前者是执行效率问题，后者涉及政治与军事主权。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前者存在，后者并未出现。 真正的变化：战争节奏的压缩 如果从结构层面总结，AI的实际影响不在于“是否开火”，而在于压缩战争决策的时间窗口。情报整合速度加快，风险评估周期缩短，打击链条更紧凑。 这种节奏压缩具有战略含义：当决策周期缩短到极限，政治层面的冷却时间可能被压缩，误判风险反而上升。因此，AI并未降低战争风险，而是可能改变风险的表现形式。 结论：界限依然存在 在此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AI是嵌入式工具，而非主权主体。它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推演精度与系统稳定性，但未进入独立决策层级。当前战争形态的演变，并非“机器取代人类”，而是“算法重塑决策节奏”。...
自由亚洲电台恢复对中国广播服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宣布，自2026年2月17日起恢复面向中国境内受众的广播服务。本次复播涵盖普通话、藏语及维吾尔语节目，通过短波及数字平台同步传输。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负责管理和分配预算。USAGM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联邦机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年度拨款，亦管理包括“美国之音”等在内的多家对外广播机构。 据公开信息，此前由于预算与行政安排调整，RFA部分语种广播一度缩减或暂停。此次恢复播出，电台方面表示旨在继续向相关受众提供新闻与信息服务。中国有关方面则多次对其报道立场提出批评。 此次复播反映出在当前国际信息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外广播仍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曾批评此前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他政府资助广播的预算会“削弱华府全球话语权”，反映部分立法者认为这些媒体在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话语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2026年慕安会今日落幕：十大议题中七项影响中国战略环境
当欧洲在慕尼黑讨论自身安全未来时，中国已成为七成核心议题背后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政要、专家与安全界人士参会。会议在全球战略持续震荡、跨大西洋联盟面临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展开，被认为是检视当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年度关键论坛。 一、“破坏性政治”与全球秩序的诊断 慕安会主办方在会前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破坏性政治”为分析框架，认为世界主要安全与治理机制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传统规则基础受到侵蚀。报告特别指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正在上升，各方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张力加剧。 二、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新校准 跨大西洋合作是本届会议反复被提及的主题。大会开幕时，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指出当前美欧关系处于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呼吁美国回归理性联盟政策，同时强调欧洲应在北约内部增强话语权和责任分担。 三、对欧洲防务自主性的探索 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议期间就加强欧洲防务自主性进行了实质磋商，包括对欧洲核威慑机制的可能性展开对话。这一系列讨论反映出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在安全保障上寻求更大独立性。 四、北约角色与联盟机制的未来 北约在会议中依然是核心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欧洲在未来安全架构中需要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强调增强联盟内部协调的必要性。与会各方就如何调整北约以应对新的地缘战略挑战进行了广泛对话。 五、俄乌战争的战略走向 俄乌冲突仍是本届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德国总理默茨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可能要等其经济或军事能力“枯竭”后才能结束战争，这反映出欧洲对持续冲突的现实评估。同时，乌克兰外交部长和中国外交部长在会议期间就扩大和平对话进行了讨论。 六、多边治理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压力测试 与会者普遍认为，当前多边机制在应对冲突、危机和全球性风险时显示出疲态。围绕国际法、公平代表制机制的有效性，以及如何推进联合国等机构改革等问题，成为会议中的重要议题。 七、技术与网络安全议题的上升 不同于传统只聚焦军事安全的讨论，本届会议更显著地将技术安全与网络空间的稳定性纳入主舞台。随着全球战略竞争向数字和技术层面扩展，技术安全被视为未来全球安全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中国立场与和平倡议的表达 在会议的“中国专场”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通过对话与政治解决一切地区热点，包括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的重要性。这一立场阐述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主张与解决国际纷争的策略思路。 九、民意与战略信任呈现危机 《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同时指出，不仅是国家间的战略矛盾，近年来西方内部对政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信任不断下降，这加剧了政策一致性的困难。报告揭示了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因素对国际合作的间接影响。 十、会议影响对未来一年安全议程的指向 尽管会议本身不会发布正式的公报，但广泛的交流和公开论述本身就对2026年全球安全议程具有重要指向作用。特别是在大国关系、跨大西洋合作机制调整、欧洲安全自主性构建等领域，与会者的讨论很可能在未来一年内转化为政策走向。...
爱泼斯坦档案解封后：谁在回应，谁在沉默
我们应当如何借助回应与沉默，进一步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法律文本。 文/毕研韬（中国传播学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交易案件，在多年司法调查、刑事诉讼及相关民事诉讼中形成并逐步公开的一系列法律文件。这些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证人证词、证人笔录、通信记录摘要、航班清单、法庭动议文件，以及与共犯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案件相关的司法材料。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档案本身层级差异极大：有的是经法庭采信的证词；有的是未经交叉质证的单方陈述；还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被提及的名字”，并不构成指控，更不等同于事实认定。正是这种层级复杂性，使得档案在公共传播中极易被误读，也正是本文反复强调“区分层级”的原因。 一、档案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机构 根据已公开、可核查的司法文件，档案中出现过的知名人物与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按是否回应区分）： （一）已公开作出回应或澄清的个人与机构 1.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美国前总统。其发言人否认其知晓或参与任何非法行为，并强调与案件无关。 2.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国前总统。其团队表示早年关系有限，且已在案件爆发前与爱泼斯坦切断往来。 3.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 Duke of York），英国王室成员。曾通过法律途径否认指控，并与原告达成民事和解。 4.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美国高校。公开承认曾接受捐赠，并就道德与治理问题发表反思声明。 （二）未作公开回应或保持长期沉默的主体 1.达赖喇嘛（The 14th...
“爱泼斯坦档案”为什么让世人吃惊？
爱泼斯坦档案让公众首次系统性地看见：在权力、资本与声望高度交织的精英网络中，严重犯罪如何得以长期隐匿并被制度迟滞地发现。 文/艾伦•怀特（Alan White）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剥削未成年人案件，在多年刑事调查与民事诉讼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依法公开的一组司法材料的统称。它主要包括警方与检方调查记录、受害者证词、证据与附件清单、航班与行程记录，以及与其长期合作者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相关的审理文件。近年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的关键节点，是美国法院对部分民事案件材料的解封，使这些原本只存在于司法体系内部的文件，首次以较为集中、可查阅的形式进入公共空间。 “爱泼斯坦档案”的主要内容（类型） 从内容结构看，爱泼斯坦档案大致涵盖四个层面。第一，是对核心犯罪事实的记录，即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诱骗与组织行为，以及多名受害者在不同时间点提供的证词。第二，是围绕这些犯罪活动形成的协助与运作网络，包括人员往来、行程安排、通讯与部分资金线索。第三，是司法程序本身的材料，如证据提交、证人名单、封存与解封的法律依据。第四，也是最容易被舆论放大的部分，是档案中出现的、与爱泼斯坦存在不同程度交集的社会名人姓名。需要明确的是：名字出现在档案中，并不自动构成违法指控，更不等同于司法定罪，不同人物在档案中的法律地位、证据强度和情境差异极大。 “爱泼斯坦档案”涉及的名人 在已被司法确认的核心人物中，爱泼斯坦本人是案件的中心。其犯罪事实已在多项调查与证据中得到确认，但因其在2019年羁押期间死亡，案件未能进入实体审判阶段。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则是目前档案中司法结论最为明确的人物之一，她因协助诱骗、招募未成年人而被美国法院判定多项罪名成立，其审理材料构成理解整个案件的重要支点。 在此基础上，档案中还涉及一批因社会身份而受到高度关注的政治人物。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人的名字，出现在部分证词或行程记录中，但至今未被司法机关指控。英国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则在民事诉讼中被受害者明确指控，案件最终以庭外和解方式结束，未进入事实审理程序，但对其公共角色产生了长期影响。 公众同样注意到，档案所呈现的人际网络并不局限于美国。围绕“欧洲名人”的讨论，主要源于以下几类材料：一是航班记录与通讯录中出现的欧洲政商与王室背景人士；二是受害者证词中对部分欧洲社交场合的描述；三是与爱泼斯坦在欧洲活动期间存在接触的社会精英。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仍是前述英国王室成员，其次还包括若干欧洲金融界、贵族或公众人物的名字。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涉及”在法律上多半仅意味着被提及、被描述为在场或存在社交接触，并不意味着被认定参与犯罪。对其中多数欧洲人物而言，既不存在刑事起诉，也缺乏经法院审理确认的事实结论。 此外，档案还揭示了爱泼斯坦与金融、商业及学术界的广泛联系。例如，美国企业家莱斯利·韦克斯纳（Les Wexner）曾长期与其存在财富管理关系；部分欧美高校学者和科研人员承认接受过其捐赠或资助，但否认知晓其犯罪行为。 这些材料并不直接指向刑事责任，却暴露出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在高端慈善、学术赞助与精英社交的外衣之下，个人道德风险如何被系统性忽视。 “爱泼斯坦档案”为什么让公众吃惊？ 正是在这一点上，爱泼斯坦档案真正让普通公众感到震惊。震惊并不主要来自犯罪本身——性侵案件在法律层面并非未知类型——而在于三个层面的认知冲击。其一，权力与财富并未天然构成更严格的道德约束，反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更强的“风险缓冲带”。其二，司法正义的实现高度依赖程序、证据与时间，公众所期待的“迅速、明确”的正义，在现实中往往被拉长甚至延迟。其三，信息公开并非自动发生，而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公众对“真相”的掌握始终处于被动位置。 小结：反省与提醒 因此，理解爱泼斯坦档案，关键不在于扩散名单、放大猜测，而在于区分事实、指控与法律结论，理解不同材料的证据等级与公开背景，并由此反思现代社会在面对权力高度集中的个体与网络时，制度应如何更早、更有效地识别并阻断严重侵害行为。这种基于事实与结构的理解，才是爱泼斯坦档案持续引发全球关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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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使用“同志”称呼？这是开历史倒车
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美国公开讨论自身战力短板，传递什么信号？
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第十七世噶玛巴揭示佛理与传播学的同构性
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Ogyen Trinley Dorje）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体系的重要宗教领袖，长期参与跨文化对话与全球公共议题表达，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跨界特征。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7日发布 一、噶玛巴讲义结集出版 第十七世噶玛巴在印度达兰萨拉时，曾给美国雷德兰兹大学学生讲授系列课程。2017年美国 Wisdom Publications把讲义结集出版，名为Interconnected: Embracing Life in...
毕研韬教授致中共海南省委的建议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全球意义
中国宪法保障下的工程合法性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指出，这项工程完全符合中国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省级行政区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的自主项目。国家为此项目投入了大约1.2万亿元人民币。 推动区域合作与清洁能源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孙勇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不仅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里程碑，更为南亚地区提供了跨境电力贸易新机遇。通过跨境电力输送，工程可协助解决南亚地区旱季电力短缺问题，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促进包括设备制造与金融服务等多领域的合作。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谢波教授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进一步补充，项目能够通过现有和新建的电力互联项目，如尼中400kV跨境线路和海底电缆，加速南亚电网的互联，推动整个南亚区域的电力共享与绿色金融合作。 生态与灾害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生态保护和自然灾害管理方面，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为南亚国家带来了显著益处。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刘华教授解释道，工程通过分期调蓄，将高原汛期的骤增水流转化为可控出流，从而显著削弱洪峰，并为下游地区提供更稳定的水文背景。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张林副教授提到，通过升级现有的中印水文数据共享机制，工程的实时监测系统将为流域的联合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法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在国际合作方面，张林副教授强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积极对接国际水法，特别是《1997年国际水道非航行用途法公约》的“合理公平利用”原则和“无重大损害”原则。通过这一机制，中国与孟加拉国、印度等邻国的合作将更加顺畅，为未来的跨国流域协议奠定法律信任基础。 此外，刘华教授还指出，项目所产生的零碳电力将为南亚国家提供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地区电力池的气候适应能力，并促进跨境绿色电力输送与市场机制的探索。 展望未来的区域合作 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它将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长期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西藏民族大学狄方耀教授表示，作为“十四五”清洁能源布局的旗舰项目，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将通过现代化的电力传输和灾害管理体系，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在能源、生态和灾害管理领域的深度合作。...
新西兰情报机构点名中国：澳大利亚的“剧本”正在重演？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