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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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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不关心海外舆情,为什么?

中国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国内舆情,但对境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涉地方信息缺乏持续关注。这种反差值得思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0日 当然,不能说地方政府完全不关注海外舆情。有关国际机构发现,中国一些地方部门购买过境外信息监测服务,也会在重大涉外事件发生时关注国际舆论,但总体而言,海外舆情尚未普遍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体系。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的主要治理对象是国内公众 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展开,国内公众是其最直接的服务对象,也是政策实施和公共管理的主要对象。国内舆情可能迅速转化为投诉、问责和行政压力,直接影响对政府部门的社会评价。 相比之下,海外公众对地方事务的看法通常不会直接形成行政压力。除非涉及重大涉外事件、国际投资或外交关系,否则境外舆论很难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议程。两种舆情在地方治理中的现实权重并不相同。 二、海外舆情尚未充分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 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绩考核和行政评价机制的影响。经济增长、招商引资、财政收入、社会治理等事项有相对明确的评价指标,而海外公众对一个地方的评价很难形成统一、稳定、可量化的考核标准。 地方政府即使投入资源研究海外舆情,也未必能够在短期内看到明确的工作成效。既然缺乏制度化的考核要求,相关工作就容易成为阶段性任务,而不是长期职责。 三、海外舆情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 海外舆情并不总是立即产生现实影响。外国媒体对某地的报道、海外公众对当地政策的评价,可能经过较长时间才影响投资决策、旅游选择、商业合作和人才流动。这种影响往往分散在不同领域,也很难准确归因于某一条报道或某一次舆论事件。 地方政府的行政资源有限,通常优先处理那些影响直接、后果明确、需要及时回应的问题。相较之下,持续研究海外舆情的收益不够直观,容易被其他更紧迫的工作挤占。 四、地方政府普遍缺乏专业能力和人才储备 海外舆情研究不是简单地收集外国媒体报道、翻译境外社交平台信息。它涉及不同国家的媒体生态、语言文化、社会心理、政治环境和受众认知,需要具备国际传播、区域国别研究、数据分析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业人员。 多数地方政府的舆情工作力量主要面向国内网络平台和本地公共事务,相关人员未必熟悉境外媒体及社交平台的运行机制。即使有意开展海外舆情研究,也可能面临人才不足、信息渠道有限和专业方法欠缺等问题。 五、海外舆情工作缺乏稳定的组织机制 海外舆情涉及宣传、外事、商务、文旅、公安、教育等多个部门。不同部门关注的对象和工作目标并不相同:有的关注涉外风险,有的关注投资环境,有的关注旅游形象,有的关注国际传播。信息分散在不同部门,容易出现各自收集、分别处理,却缺乏综合研判和反馈机制的情况。 此外,一些地方的海外舆情工作依赖上级部署、专项活动或重大事件推动,缺少明确的责任部门、稳定的经费安排和常态化工作流程。没有持续的组织保障,相关工作就很难形成制度惯性。 归根结底,地方政府对海外舆情关注不足,并不只是认识问题,而是治理对象、考核机制、资源配置、专业能力和组织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地方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海外舆论对投资、旅游、人才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也会逐渐显现。地方政府如果仍然主要从国内行政管理的视角理解舆情,就难以充分认识海外公众认知对地方发展的长期影响。 海外舆情不应只是发生涉外事件时才需要关注的特殊信息,而应逐步成为地方政府了解外部环境、评估发展条件和完善公共政策的一项常规工作。

文章推介

传播学

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新书《国际传播新维度》出版

当今世界,国际传播已成为塑造全球认知图景、国际关系格局与国家战略空间的重要力量。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国际传播正加速安全化转向,信息与传播的工具化乃至武器化现象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将如何自救,又如何突围? 作者:唐玥宸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1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认为,今天,要进一步理解国际传播的嬗变、释放国际传播的功能,就需要从更新视角深入探索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为此,近些年他先后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制度传播”“战略传播2.0”等新概念和新理论。 毕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近四十年,如今他把最新研究成果汇集成《国际传播新维度——认识国际传播的五大“法门”》一书。该书由毕教授与范颖合著,全书17.5万字,近日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作者重新界定了国际传播等概念,随之从认知安全、战略传播、人工智能、战略理解、战略叙事五个角度,集中剖析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毕研韬说,《国际传播新维度》是《战略传播纲要》的姊妹篇。《战略传播纲要》由毕研韬与王金岭合著,2011年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刘永治上将、张序三中将和阮次山先生为之作序。该书被乌克兰国家图书馆收藏。莫斯科大学教授帕申采夫曾两次指出,《战略传播纲要》的出版是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的一份文献把此书列为中国早期战略传播三部专著之一。 作者唐玥宸博士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亚洲

谢振中掌舵:香港新闻处的结构性转型

谢振中上任标志着香港新闻处由行政附属向专业化传播节点转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5日 一、一次看似常规的人事更替 2026年5月5日,谢振中正式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处长。这一任命在程序上并不复杂:公开招聘、内部遴选、三年合约制,均符合近年来香港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制度化趋势。 从履历看,谢振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务官。他早年任职于警队公共关系体系,在高强度舆论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媒体应对经验;此后进入行政长官办公室,从事政策传讯工作,逐步进入政府传播核心层。其能力结构,更接近“危机沟通—议题管理—叙事整合”的复合型路径,而非传统行政管理序列。 如果仅从个体任命看,这是一种“跨系统选人”的专业化尝试。若将其置于更长的制度演进链条中观察,这一变化指向的并不仅仅是“谁来负责传播”,而是“传播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二、历史惯例的松动:从政务官主导到专业岗位 长期以来,香港新闻处处长一职基本由政务官体系内部产生。这一安排的制度逻辑在于:新闻处被视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其核心职责是政策发布与信息协调,而非独立的战略传播。 然而,此次由非政务官出任该职,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新闻处的岗位属性,正在从“行政职位”向“专业职位”转化。这一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事来源多元化。打破单一官僚体系内部晋升路径,使传播岗位开始向具备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 其二,任期机制灵活化。三年合约制弱化了传统公务员体系中的终身序列逻辑,使岗位更具绩效导向。...

亚洲

达赖喇嘛深度卷入爱泼斯坦权色网了吗

当“爆料”跨越语言与媒体层级迅速扩散时,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结论有多惊人,而是它建立在怎样的证据链之上。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时间:2026年4月9日 围绕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案件的档案解封,国际舆论持续发酵。一些带有强烈指控意味的说法开始在不同语言空间中流动。其中,一则近日被某中文媒体放大的叙事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深度卷入权色网络”,并援引所谓“印度媒体披露新证据”。在情绪与判断之间,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这些信息是否建立在可靠的媒体与证据结构之上。 一、源头媒体是谁 在多篇中文传播文本中,被反复引用的源头主要指向The Hans India,于是这家媒体的公信力,或者说“这家媒体在印度新闻体系中的位置”,就成了关键。 从公开资料看,The Hans India创办于2011年,总部位于印度南部海得拉巴,是一家以英语出版的区域性媒体。其报道面向地方读者,国际传播能力有限,在全球媒体引用体系中存在感较低。...

北美欧洲

俄乌战争最终将以谈判结束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四年多,战场仍在变化,双方都在寻求军事突破。但如果从战争整体结构观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判断:俄乌战争最终将以谈判结束,而不会以一方军事击败另一方结束。这不是对战争何时结束的预测,而是对战争终局性质的判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9日 一、俄罗斯难以彻底击败乌克兰 俄罗斯拥有更多的战略资源和更强的战争动员能力,但长期战争已经证明,军事优势并不意味着能够迅速实现政治目标。 乌克兰虽然面临兵员、装备和财政压力,但仍然能够坚持作战,并得到欧洲等国家支持。英国目前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50亿英镑支持,其中军事援助达到160亿英镑。 因此,俄罗斯可以继续推进战线、扩大打击,但要通过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难度依然很大。 二、乌克兰也难以军事击败俄罗斯 反过来,乌克兰能够抵抗,并不意味着能够最终击败俄罗斯。 乌克兰可以通过反攻、无人机和远程打击不断提高俄罗斯的战争成本,但要实现全面收复失地,并迫使俄罗斯接受战略性失败,需要形成持续的战略突破能力。这与取得局部战场优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并非孤立作战。 三、中国因素决定俄罗斯不能轻易被打败...

Blog

认知觉醒,是逆天改命的首要前提

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毕研韬|传播学者 每提到“逆天改命”,不少人首先想到换个环境:跳槽到新公司、搬家到新城市、转行到新领域,甚至期盼能赶上某个风口一飞冲天。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便环境变了,很多人的境遇依旧如故,牛马换了地方还是当牛马。 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是否努力,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机遇降临,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即认知。 认知觉醒,并非一朝一夕的“顿悟”,也不是情绪上的豁然开朗,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你开始察觉到,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或许并非事实本身,而只是外界植入你脑中的说辞。 认知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观念的更新。你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努力就会有回报吗?听话守规矩,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别人成功的路径,我真的能复制吗? 很多人之所以越活越累,并非不够拼搏,而是一直在用过时的观念,去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观念并非完全出自我们自己的思考,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外界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们可能来自学校教育、榜样宣传、主流叙事,或者是职场规则。它们告诉你:只要乖乖接受安排,人生就不会太差。 这些话在某些阶段或许确实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它们很少告诉你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会提醒你:规则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越是听话守规矩的人,往往越难实现命运的跃迁。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问题并不在于“听话”本身,而在于只会听话,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 循规蹈矩的最大好处是“保底”,而非“突破”。它能让你避免犯大错,却很难带你走向更高的位置。因为真正的命运转变,往往发生在规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地方。 长期“乖乖听话”的人,往往对“没有标准答案”的场景感到不安。他们更习惯于被告知“该怎么做”,而非自己判断“值不值得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隐形的限制:不敢偏离主流路径,不敢质疑既定安排,不敢承担认知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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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产生“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