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空间
塑造中国未来的全球结构性力量
【摘要】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政策和经济周期，更受到全球结构性力量的深刻影响。这些力量具有长期性、跨国性和制度化特征，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边界条件。本文认为，未来几十年影响中国最重要的结构性力量主要包括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技术范式革命、全球经济再组织、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认知空间竞争。其中，技术与认知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而制度适应能力则是决定中国能否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国际秩序；技术革命；认知空间；人口结构；制度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一、中国正在进入“结构决定时代”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和全球化扩张。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许多支撑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化不再单纯强调效率，而开始强调安全与韧性；技术创新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秩序正在从单极主导走向多中心竞争；人口结构开始从红利转向约束；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则正在重塑全球认知环境。 这些变化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 与政策调整不同，结构性力量往往难以逆转，却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边界。 因此，理解中国未来，首先需要理解正在重塑世界的深层结构。 二、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未来发展的外部框架 国际权力结构始终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首要外部变量。 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处于全球权力体系中心位置。然而近二十年来，全球权力分布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持续崛起，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旧秩序迅速瓦解，而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多中心时代。 未来国际体系的特征很可能不是单极、双极或简单多极，而是一种多层次、多中心、多议题并存的新格局。 在这种环境下，国家竞争不再只是军事力量竞争，而是规则制定权、技术标准权、金融影响力和议程设置能力的综合竞争。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保持平衡，将成为长期战略课题。 三、技术革命：正在重写国家竞争规则 如果说工业革命塑造了过去两个世纪，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塑造未来几十年。 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和量子科技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这场技术革命已经超越产业层面，开始影响国家治理、社会组织和国际秩序。 技术越来越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 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够影响产业链位置；谁掌握技术标准，谁就能够影响未来规则。...
文章推介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关乎每个中国人的未来
文/毕研韬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即将开启。 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正式启幕。此举不仅是一项地方政策的实施，更是国家深谋远虑的落子——它关乎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度创新的前沿探索，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跃升。海南封关的意义，远超一岛一域。它旨在优化国家整体战略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其红利将最终惠及每一位国民。 一、宏观层面：全力重塑国家战略环境 当前，全球格局面临深刻重塑。大国竞争日益向多维度、深层次演进，在地缘政治、科技、能源、金融、贸易等关键领域展开系统性战略博弈。供应链格局加速调整，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制度型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维度，国家的治理效能、政策可预期性与制度设计能力，正成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制度型开放的高水平试验平台。封关运作旨在构建规则统一、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为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提升国内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更是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示中国制度竞争力与政策透明度的窗口，有助于持续增强全球市场对中国的长期信心。 第二，彰显国家战略布局的前瞻性与主动性。海南自贸港建设超越区域性发展范畴，是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塑造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主动推进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旨在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开放体系，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赢得更大主动权，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构筑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韧性的关键支柱。在全球经济波动与摩擦频发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国内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海南封关运作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注入稳定性，并通过辐射效应，为全国创造更高质量就业、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与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项惠及长远的国家战略性安排。 二、中观层面：以制度创新引领全国治理能力升级 封关运作的核心，是在一套高标准、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它既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实践，亦是对国家治理与制度执行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 首先，封关运作是对国家制度执行力与协同效能的关键验证。海南封关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员流动等诸多领域，要求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实现高效协同。每一环节的顺畅运转，都直接检验政策的落地能力与系统的协调水平。成功的实践将为全国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管理范式，为其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长和业绩会：李泽钜讲话的语境、要点与外部转译
在全球港口与资本流动的博弈中，李泽钜原本审慎克制的企业表述，再传播过程中被转译为具有制度意味的公共叙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1日 一、事件背景：业绩会与风险语境的叠加 2026年3月，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长和”）举行年度业绩发布会。作为一家资产高度全球化的企业，其业务横跨港口、电信、能源、零售等多个板块，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等司法辖区。在此背景下，集团主席李泽钜的发言，天然具有“跨区域风险评估”的性质。 需要强调的是，这次发言并非针对单一事件。尽管同期围绕海外港口资产的舆论有所升温，但从现有可核查材料看，业绩会问答并未直接指向具体个案，而是处在一个更广义的语境之中：全球利率与资本成本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基础设施资产在监管与安全层面的敏感性增强。 因此，这一讲话是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对整体投资原则的再确认，而非对具体事件的回应。 二、讲话要点：企业话语的“低确定性表达” 由于缺乏公开逐字稿，目前能够还原的，是基于多家媒体交叉呈现的“要点结构”。这些要点在不同来源中呈现出较高一致性。 首先是审慎投资与资本纪律。发言强调，在复杂环境中应维持稳健策略，优先考虑现金流质量与长期回报，而非短期扩张。 其次是风险控制优先。在资产配置过程中，将不确定性纳入核心评估维度，包括政策变化、法律争议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再次是法律与争议处理机制。在不同司法环境中通过法律框架解决争议，并保护股东利益。...
归还中国文物：1970年UNESCO公约框架下的审视
归还中国文物既关乎历史正义，也受制于联合国公约等国际规则框架，其关键不在情绪表达，而在于如何将正当诉求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规则语言。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问题的提出：从情绪争议到规则分析 近年来，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议题在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一方面，个别西方国家与博物馆开始释放出开放的返还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舆论中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化表达，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正义与不正义”的直接对立。 这种表达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停留在道义愤怒层面，容易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文物归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约束与推进的？换言之，归还中国文物，首先是一个“规则问题”，其次才是“情绪问题”。在这一点上，1970年UNESCO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八大影响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4日发布 从国际关系角度概括，人工智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改变国家综合实力的构成 过去，衡量大国实力主要看人口、资源、经济和军事实力。 未来，算力、数据、算法和AI人才正在成为新的战略资源。 AI能力正在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改变国际传播与舆论竞争 AI大幅降低了内容生产成本，提高了跨语言传播能力。 国家间的叙事竞争、形象塑造和认知影响进入智能化时代。 国际传播正在从“争夺受众”逐渐扩展到“争夺AI”。 三、改变情报与信息分析体系...
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