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竞争
欧洲智库：中国以五种手法塑造欧洲认知
智库报告将中国在欧洲的信息传播系统化为一套“影响力操作手册”，折射出当下欧洲对认知安全与话语竞争的深层焦虑。 毕研韬 2026年3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政策简报《“借口说话”与“信息洗白”：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操作手册》（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系统梳理了中国在欧洲信息空间中的影响力运作方式。报告将这一现象置于“混合战争”与“信息操控”框架之中，并提炼出一套具有结构性的“操作手册”。该文本不仅提供了观察中国国际传播的一种欧洲视角，也折射出当前欧洲对外部认知影响的整体焦虑。 一、问题的提出：从传播到“安全议题” 报告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将信息传播纳入安全范畴。它认为，欧洲正处于“混合战争环境”，信息空间已成为关键竞争领域。在这一框架下，中国被视为继俄罗斯之后，在欧洲信息环境中日益活跃的外部行为体。 这一界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媒体合作乃至文化交流，均可能被重新解释为“影响力行动”。传播行为由此被“安全化”，其评价标准也从“有效沟通”转向“是否构成干预”。 二、操作机制：五种“手法”的结构化呈现 报告最具系统性的部分，是对中国影响力运作方式的归纳。报告提出五种主要手法： 第一，“借口说话”（borrowing mouths）。即通过欧洲本地的意见领袖、媒体人或网络内容创作者传播相关叙事。这些“中介者”拥有本地语言与文化优势，使信息更具可信度。...
文章推介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是什么
毕研韬采编 2026年6月10日发布 在其官方网站（chinamediaproject.org）上，《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传媒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媒体与政治话语体系”。 该项目于2004年在香港启动，当初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研究和奖学金项目，旨在跟踪研究中国传媒格局的演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大概2018年11月左右，CMP脱离香港大学。 目前，该项目注册地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性质为非营利组织（NPO），但在中国台北设有运营中心。 CMP由钱钢（Qian Gang）与陈婉莹（Yuen-ying Chan）共同创立。钱钢是一位资深记者，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陈婉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与教育者，同时也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创始人及主任。 如今，该项目与多位记者及合作伙伴携手，持续监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趋势与最新动态。该项目也积极推动与其他机构及专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特朗普对华关税战思想来自一家智库？
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中国外宣干部亟须避开“四个坑”
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1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已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发力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若干措施以系统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地方上，提升本地国际传播工作的“可见度”和“贡献率”，似乎是通用的底层运行逻辑。 必须认识到，如今外宣官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判断力，早已成为决定我国国际传播成效的核心变量。从国际传播机构的组建、境外合作对象的筛选、海外传播矩阵的铺设、国内合作机构的连结，到行业专家的聘用，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不仅影响地方国际传播的质量、方向和成效，也影响决策者的声誉乃至前途。 结合长期的行业观察与一线实践调研，笔者认为，当前各级外宣干部在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过程中，亟需规避“四个坑”，跳出形式主义的路径依赖，树立“无功便是过”的担当意识，努力构建经得起考验的国际传播体系。 第一个坑：与境外合作时，重人脉、轻尽调，风险防控缺位 国际传播的落地见效，离不开专业化、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地方要打通海外传播渠道、融入全球传播网络，必然要与境外媒体、智库、高校、社会组织、涉外企业及相关人士建立联动协作。需要警惕的是，涉外合作越是频繁、对接渠道越是多元，就越不能仅凭私人关系或个人推荐仓促拍板，必须始终坚守底线思维，开展审慎的前置研判。 现实中，不少境外机构和个人擅长经营人脉网络、搭建资源圈层，也深知中国的现实需要和能力短板。他们通过精心运作，赢得所需的信任，进而拿到合作引荐甚至官方认可。但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原则：“有人认可”不等于“值得合作”，“有人推荐”不代表“零风险”，人脉热度不等同于合作可信度。 研判境外合作对象的资质与真实价值，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核查标准，重点厘清六大核心问题：机构的核心属性与定位是什么？核心从业人员的履历背景是否清晰合规？运营资源与资金来源是否合法透明？长期稳定的合作主体有哪些？在当地行业与社会圈层的真实影响力如何？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负面争议或不良从业记录？ 笔者在长期调研中，已发现境外合作主体资质存疑、暗藏隐性风险的典型案例。基于大量实践经验，笔者始终建议，外宣部门开展重大涉外合作项目时，必须将背景尽调环节前置，主动对接国家安全、外事、海关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互通、联合风险研判机制。 必须声明：强化境外合作背景调查，绝非收紧国际合作的口子、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而是为优质、高效、安全的跨国传播合作筑牢根基，让每一项涉外合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声誉安全：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声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资产：它降低国际社会的判断成本，也降低国家在危机中的信任损失。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认知竞争、信任竞争和规则竞争的今天，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军事、经济或技术风险，也包括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它、信任它以及是否愿意与它合作。由此，“国家声誉”逐渐进入国际传播、安全与战略研究视野。 “声誉安全”（reputational security）并非新概念。早在2017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学者Nicholas Cull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对“软实力”理论的重要延伸。近年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声誉如何影响国际信任、政策合法性以及国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的目标正在从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转向维护国家声誉及其所产生的国际信任。 一、从国家形象到声誉安全 传统的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回答“世界怎么看我”。国家品牌研究进一步关注“如何形成积极印象”，软实力理论则关注这种积极印象能否转化为吸引力。 “声誉安全”提出：当国际环境出现危机、冲突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个国家能否依靠长期积累的声誉，维持国际社会对它的基本信任？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