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
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文章推介
中朝列车今日恢复运行，东北亚格局出现微妙变化
停运六年后，中朝国际列车重新启动，这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12日，中朝国际客运列车在停运约六年后恢复运行。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边境封闭政策，几乎停止所有国际客运往来。此次北京-平壤与丹东-平壤两条铁路客运线路重新开通，意味着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陆路人员通道恢复运转。表面上看，这是疫情后交通秩序恢复的一项常规措施，但若从区域政治和经济结构观察，这一变化可能释放出更为复杂的信号。 一、疫情周期结束与边境政策调整 2020年以来，朝鲜长期维持高度封闭的边境管理体系，对人员流动实施严格限制。在这一阶段，跨境贸易主要依赖货运列车，客运铁路和航空航线基本停摆。 近年来，随着全球疫情风险下降，朝鲜逐渐恢复对外交通联系。此前已经恢复部分对外航班以及有限的贸易往来，而国际客运铁路的重启，则意味着边境管理进入新的阶段。铁路客运不同于零散的商务通行，它涉及稳定班次和制度化的人员流动，因此通常被视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从治理逻辑看，铁路也是一种较为可控的开放方式。相比航空和大规模旅游，铁路客运在班次、人员结构和边境检查方面都更便于管理。因此，恢复铁路客运既能够逐步扩大人员交流，又不会对国内安全和公共卫生体系形成过大压力。 二、经济因素：恢复中朝贸易循环 在经济层面，恢复国际列车也具有明显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朝边境城市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贸易与物流体系，其中铁路运输占据核心地位。 疫情期间，边境封锁使人员流动大幅减少，许多贸易活动受到影响。虽然货运列车仍在运行，但商务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跨境往来明显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效率。 客运列车恢复运行后，可以为商务谈判、技术交流和小规模经贸活动提供便利，从而改善贸易循环。对于朝鲜而言，这种人员往来有助于缓解部分经济压力；对于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而言，也有利于恢复区域经济活力。 三、地缘政治背景：东北亚关系的微妙调整...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美国独立日讲话：特朗普为何称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威胁？
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当多重舆情集中指向同一所海南高校
当多重舆情在一所高校叠加爆发，会呈现何种新特质？ 文/毕研韬 在新媒体环境中，舆情并不总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尤其是针对某一舆情多发机构，当不同议题在相近时间段内蜂拥进入舆论场时，舆情往往会呈现出叠加式放大的态势。 近期，围绕一所海南院校，舆论场中相继出现了多条关注线索，既包括围绕该校研究生退学的讨论，也涉及该校正在推进的内部改革。这些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关联，逐步汇聚成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对象。 一、从单一议题进入舆论视野 最早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则与研究生退学相关的信息。围绕个体选择、培养安排以及制度适配等问题，不同声音在社交平台上逐渐出现，并形成初步讨论。 在这一阶段，舆情仍主要围绕具体情境展开，讨论对象相对明确，议题边界也较为清晰。 二、改革议题叠加后，舆论框架发生变化 随后，有关该校内部改革的相关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这类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指向前述讨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被频繁并置和对照。 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同议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原有逻辑被理解。当改革话题与此前的讨论同时出现时，舆论开始将二者放入同一认知框架中加以解读。 由此，舆情的重心开始从“单一问题讨论”转向“整体运行状态的关注”。 三、校方回应后，讨论为何仍在延续...
特朗普2.0：撕裂共识的民粹主义革命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橡木桌上，堆满未签署的行政令。这是特朗普2.0时代的典型场景：政治不再是协商妥协的艺术，而是单边行动的战场。这位打破所有政治禁忌的总统，正在以民粹主义的铁锤敲击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 传统政党政治精心构建的共识体系遭遇解构危机。特朗普团队将联邦官僚机构视为”深层政府”，司法独立被视为”政治迫害”，国会监督被称作”政变阴谋”。这种系统性否定不仅针对政治对手，更直指美国宪政体系的核心价值。当总统在推特上公开威胁解职独立检察官时，三权分立的防火墙正在出现裂痕。 全球化共识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分崩离析。钢铝关税引发的贸易战波及全球产业链，退出《巴黎协定》动摇气候治理框架，威胁退出WTO撼动多边贸易体系。这些政策绝非孤立的经济决策，而是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面否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直言：”全球供应链本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寻租游戏。” 社交媒体时代的”另类真相”正在重塑政治话语体系。特朗普团队深谙信息传播的病毒式扩散规律，通过制造”奥巴马门”、”大选舞弊”等阴谋论，成功构建平行于主流媒体的信息茧房。这种”后真相政治”不仅模糊事实与虚构的界限，更消解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其支持者对同一事件的事实认知与反对者差异度高达73%。 这场政治实验暴露出民主制度的深层危机。当38%的美国人认为”总统有权关闭敌对媒体”，当62%的共和党选民相信”民主党正在摧毁国家”，政治极化已超越政策分歧，演变为对民主游戏规则的根本质疑。特朗普现象不是偶发的政治意外，而是技术革命、经济失衡、文化冲突共同孕育的时代产物，预示着西方民主制度正面临范式转换的阵痛。
毕研韬教授解构“自贸港世界影响力”迷思
世界影响力不等于国际曝光度，也不等于短期的政策吸引力。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12月2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口出席“海南自贸港世界影响力”专题研讨会，并作题为《世界影响力：迷思与真相》的专题发言，系统解构当前围绕自贸港“世界影响力”的若干认知误区。 毕研韬指出，现实讨论中常将世界影响力简单等同于国际曝光度、短期资本流入或政策优惠所带来的阶段性吸引力，但这些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可见度”或“即时效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影响力。他强调，世界影响力的核心在于是否对国际规则的生成与运作方式、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度接口以及地缘政治参与路径产生结构性影响。 围绕这一判断，毕研韬从制度实验的可被引用性、规则冲突的技术性协调能力，以及在去全球化和阵营化背景下构建“非对抗型经济节点”的可能性等方面，分析了海南自贸港影响力形成的现实机制。他认为，自贸港未必直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但有可能通过制度实践，改变地缘政治进入经济空间的方式。 在发言最后，毕研韬结合信息茧房、算法放大效应与认知偏差等问题指出，若缺乏必要的认知素养，信息数量的增加未必带来理解的深化。厘清“世界影响力”的真实内涵，是评估海南自贸港长期价值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前提。 研讨会由海南博睿智库研究院、天津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中心、海南省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并得到新华社海南分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等媒体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