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
震惊！12款国产酱油被“团灭”
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即便企业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处罚力度往往远低于其违法所带来的收益。相比欧美国家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国的食品安全惩罚往往只是罚款或短暂停业，这使得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提升食品质量。 3.“特供”制度的存在，削弱食品安全改革的动力 “特供”食品的存在，使得权力阶层本身并不直接遭受食品安全困扰。换言之，当高层领导及其家人能够享受高质量食品时，他们推动食品安全改革的紧迫感自然下降。普通百姓无法进入“特供”体系，只能忍受市场上的低标准食品。这种结构性不公加剧了社会矛盾。 如何破解食品安全危机？ 若要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官员应与普通百姓吃同样的食品，以确保他们真正关心食品安全。这不仅是政策上的公平问题，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重大考验。 2.大幅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 对食品安全犯罪实行更严厉的刑事处罚，如长期监禁、终身禁业等。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让违规企业不仅承担罚款，还必须支付高额赔偿给消费者。 3.加强信息透明度 一是完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食品安全检测数据应强制公开，消费者应有权查询食品生产过程、原材料来源等信息。二是独立第三方机构应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参与者，以防止政府和企业形成利益勾结。 食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底线 食品安全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是政府公信力的试金石。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所有公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食品安全保障，而不是被划分为“特供”和“普通”两个阶层。取消“特供”制度，让官员与百姓共享同样的食品供应链，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只有当政府真正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责任，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才能修复，国家的长期稳定才能得到保障。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
文/梅念安 在某国，现在养鸡的不买鸡，养鱼的不买鱼，养猪的不买猪肉，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的，要专门自己种、自己养，有害的都卖给别人。但没有人能生产所有的食品，结果人人都在吃不健康的食品。这就是“底层互害”的典型场景。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折射出诸多严峻问题，引发诸多长远危害。 底层从业者为求更高产量、更多收入，无奈选择使用违规手段。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未意识到这种行为最终会反噬自身及家人。 当这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人们对日常食品充满担忧，社会信任体系摇摇欲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引发对监管部门乃至社会治理的质疑。民以食为天，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
文章推介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在西方公信力低？
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从认知作战到机器认知：国际竞争的新战场正在形成
过去十余年，“认知作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频词汇。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纵，到针对特定群体的舆论引导，再到围绕重大国际事件展开的叙事竞争，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有时比摧毁一件武器更具战略价值。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竞争的对象正在从人类认知扩展到机器认知。 这意味着，一场新的竞争正在形成。 一、AI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但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基础设施。 过去，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获取信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AI获取知识、理解事件和形成判断。 更重要的是，AI的影响对象不仅是普通公众。 在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智库、金融机构和军事系统中，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参与信息搜集、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辅助决策。 换句话说，AI正在成为连接信息与决策的重要中介。...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第十七世噶玛巴揭示佛理与传播学的同构性
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Ogyen Trinley Dorje）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传承体系的重要宗教领袖，长期参与跨文化对话与全球公共议题表达，其思想具有明显的跨界特征。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7日发布 一、噶玛巴讲义结集出版 第十七世噶玛巴在印度达兰萨拉时，曾给美国雷德兰兹大学学生讲授系列课程。2017年美国 Wisdom Publications把讲义结集出版，名为Interconnected: Embracing Life in...
国际巨星为何开唱海南？毕研韬教授解读背后逻辑
欧美巨星为何频频开唱海南？中新社记者张茜翼就此专访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毕教授指出，国际顶级艺人密集登陆海南，并非偶发市场现象，而是制度创新、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传播逻辑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海南演艺市场呈现出结构性跃升。2024年以来，多位国际艺人将亚洲重要场次乃至唯一场次落地海南。毕研韬分析，这一趋势首先源于自贸港制度优势的持续释放。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一站式”审批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行政效率；同时，针对国际顶级演出的专项奖励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引进项目的积极性。制度环境的确定性，为国际演艺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运营空间。 免签政策则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海南对86国人员实施入境免签，为大型国际演出团队的快速通关与频繁往返提供便利。演艺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团队规模大、设备复杂、行程密集，通关效率直接影响成本与风险控制。制度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海南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从市场维度看，海南正在形成“跨省观演”新模式。多场大型演唱会中，岛外观众占比超过七成甚至更高，演出本身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形成“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的消费路径。毕研韬指出，这种消费结构意味着演艺不再只是文化产品，而成为带动交通、住宿、零售、餐饮和免税消费的综合引擎。演艺经济正在嵌入城市整体消费体系。 他进一步强调，海南的气候与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特殊优势。冬季气候温暖，使大型户外演出具备时间窗口；海岛旅游属性增强了“观演+度假”的复合体验。部分演出在舞美设计与场景营造上进行创新尝试，体现出对艺术表达的包容态度。这种环境与政策叠加，使海南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演艺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在国际传播层面，毕研韬认为，国际艺人来华演出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机制。数万观众在同一场域形成情感共鸣，本身即构成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场景。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海南的见闻，会对外部公众认知产生影响。演出因此成为一种具象化、可体验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他指出，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国际艺人获得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也在主动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现场演出以情感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传播效果更具沉浸性和记忆度。 在谈及未来趋势时，毕研韬提出，海南若要从“演艺热点”转向“演艺高地”，需要从引进项目转向培育产业生态，包括吸引舞美设计、音响工程、经纪管理等配套企业落地，探索保税租赁与装备集散模式，建立数据化监测平台，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应鼓励融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创项目，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张茜翼的专访在中新网刊发后，引发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被多家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同时在国内门户网站及高校官网平台传播，形成跨区域扩散态势。这种传播路径本身，亦印证了海南演艺议题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关注度与讨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