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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是什么

毕研韬采编 2026年6月10日发布 在其官方网站(chinamediaproject.org)上,《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传媒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媒体与政治话语体系”。 该项目于2004年在香港启动,当初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研究和奖学金项目,旨在跟踪研究中国传媒格局的演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大概2018年11月左右,CMP脱离香港大学。 目前,该项目注册地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性质为非营利组织(NPO),但在中国台北设有运营中心。 CMP由钱钢(Qian Gang)与陈婉莹(Yuen-ying Chan)共同创立。钱钢是一位资深记者,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陈婉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与教育者,同时也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创始人及主任。 如今,该项目与多位记者及合作伙伴携手,持续监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趋势与最新动态。该项目也积极推动与其他机构及专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目前项目主任是班志远(David Bandurski)。他长期跟踪研究中国新闻传播体系变化,擅长对中国信息环境进行结构性分析。 在ChinaFile上,2025年3月21日更新的CMP词条称,“CMP如今致力于在全球华语地区推广新闻业和言论自由”。

文章推介

亚洲北美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亚洲

台湾为什么如此重视认知作战?

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亚洲北美

特朗普2025年3月国会演讲:中国应关注七大信号

当地时间2025年3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其中有7个信号值得中国特别注意。 一、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特朗普宣布4月2日启动互惠关税(reciprocal tariffs),即对他国的关税政策采取对等反制,点名欧盟、中国、印度、墨西哥、加拿大等。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类似于2018-2019年的贸易战政策。 二、对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的影响 特朗普说,“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产品,你将支付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高的关税”,暗示可能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冲击。“台积电(TSMC)宣布在美国投资1650亿美元建立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基地”,这表明美国将加强本土半导体制造,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定位。 三、对华能源与矿产资源竞争 特朗普宣布:“我批准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将供应日本、韩国等国”,这可能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能源依赖。“我将采取历史性行动,大幅扩大美国本土的关键矿产和稀土生产”,这会挑战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四、在国际组织和协议上的退缩 特朗普提到:“我们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和巴黎气候协议。”“我们结束了荒谬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Scam)”,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国可能有机会填补部分全球治理空缺。...

亚洲欧洲

欧盟出手:中国企业正被挤出关键领域

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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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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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传播》的使命:以传播促进理解,以认知调解推动世界和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6日 这一深刻洞见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思想根源。归根结底,战争产生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之间长期积累的误解、隔阂和敌意之中。 因此,维护和平不仅需要政治、安全和外交机制,也需要在人类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建设和平的基础。 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关系的建立过程。有效的传播能够减少误解、消解隔阂、促进信任,而失衡的传播环境则可能强化偏见、固化对立,甚至加剧冲突。 基于这一认识,自创办以来,《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始终关注国际传播、文明交流、认知差异与全球和平议题,致力于探索传播如何促进理解、连接不同社会,并为和平实践创造条件。 一、传播的核心使命:促进理解,而不仅是传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