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
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二、高校资源不能简单等同于专业能力 过去，人们普遍将高校视作高层次人才与专业知识的汇集地，这一判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具备现实基础。 但如今高校内部已经出现高度分化。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显著，同一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团队、不同学科同样参差不齐。尤其是新兴领域、交叉学科以及政策关联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兼具现实问题意识、长期学术积淀与实践研判能力的研究人才犹如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当下不能认为：对接一所高校，就等同于获得了相应专业能力；找到学院负责人，就找到了该领域顶尖专家；挂牌成立研究院，就自动形成了专业支撑能力。现实当中，这三组推论均未必成立。 更重要的是，高校官员与专业领军人才不能混为一谈。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校领导、院长等行政职务经由组织程序任命。能够担任这类管理职务，说明其具备相应行政管理素养与任职条件，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特定研究领域专业水平最高的人才，更不意味着其天然适合牵头新建共建机构。行政管理岗位与学术专业水平，本就是两套评价体系。 三、核心风险：行政选人与专业需求发生错位 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机构，首先需要确定牵头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负责人往往优先从高校现有行政体系中遴选，多为校领导、院长等官员。 这种方式便于行政管理协调，却潜藏一个根本性隐患：被选定的负责人，是否是该领域最专业的领军人？ 高校内部专业能力最突出的学者，未必担任行政职务；具备现实问题意识、研究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不一定身居院长岗位；即便是一所学校最优秀的专家，也有可能并不隶属于承接共建任务的学院。 于是容易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党政机关本意是借力高校的优质专业资源破解现实难题，最终却依托高校行政体系确定机构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去整合调配自己中意的研究力量。 这就把本应属于专业能力遴选的事项，异化为行政组织遴选。结果便是：机构牌子立起来了，配套经费落实了，但真正顶尖的专业人才却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了。...
2012-2024年，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增长约18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100余所；到2021年底，已增长至约1440所；截至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1929所。若按2012年100所为基数测算，至2024年净增长约18.29倍，总量扩大至约19.3倍。这一扩张速度，在中国高校院系建制演变中具有显著结构意义。 一、阶段性增长轨迹：2012—2021—2024 2012年至2021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由约100余所增长至1440余所。按照100所估算，九年间总量扩大约14.4倍。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少量建制”向“普遍建制”的转变。 2021年至2024年，数量由1440所继续增长至1929所，三年净增近500所。尽管增速较前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到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高校，并延伸至部分高职院校。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2012年与2021年的数据见教育部官网发布内容；2024年1929所的数据见权威媒体对教育系统建设情况的报道。 二、2019年：政策转折节点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战略定位。官方评论将这一会议视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之后，高校层面加快推进独立建院、师资专职化、课程体系规范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由部分高校的教学部门形态，逐步转向标准化院级建制。这一时间节点，与随后数量快速扩张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三、2021年制度文件：结构性巩固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功能定位、组织领导、学科建设和保障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纳入党委责任体系和高校考核评价体系，并强调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示范作用。 这一制度性文件，为数量扩张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框架，也使机构建设从阶段性推进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 四、结构意义：组织形态的制度化嵌入 从100余所到1929所，数量变化不仅是教育行政层面的扩容，更体现出意识形态教育在高校组织结构中的制度化嵌入。建制形态由依附型教学单位转向独立学院；功能由单一课程教学扩展至教学、研究与宣传多重角色；评价机制由教学考核延伸至党委责任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100余所为区间表述。本文按100所估算得出“增长约18倍”的结论，属于测算口径。如按110或120所计算，倍数将相应降低。因此在正式文本中注明计算依据更为严谨。 总体来看，2012—2024年的扩张过程呈现出三重逻辑：高位政治推动、制度文件固化、组织结构规范化。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中国高校体系中实现了从边缘配置到全面覆盖的结构性转变。
当多重舆情集中指向同一所海南高校
当多重舆情在一所高校叠加爆发，会呈现何种新特质？ 文/毕研韬 在新媒体环境中，舆情并不总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尤其是针对某一舆情多发机构，当不同议题在相近时间段内蜂拥进入舆论场时，舆情往往会呈现出叠加式放大的态势。 近期，围绕一所海南院校，舆论场中相继出现了多条关注线索，既包括围绕该校研究生退学的讨论，也涉及该校正在推进的内部改革。这些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关联，逐步汇聚成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对象。 一、从单一议题进入舆论视野 最早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则与研究生退学相关的信息。围绕个体选择、培养安排以及制度适配等问题，不同声音在社交平台上逐渐出现，并形成初步讨论。 在这一阶段，舆情仍主要围绕具体情境展开，讨论对象相对明确，议题边界也较为清晰。 二、改革议题叠加后，舆论框架发生变化 随后，有关该校内部改革的相关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这类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指向前述讨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被频繁并置和对照。 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同议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原有逻辑被理解。当改革话题与此前的讨论同时出现时，舆论开始将二者放入同一认知框架中加以解读。 由此，舆情的重心开始从“单一问题讨论”转向“整体运行状态的关注”。 三、校方回应后，讨论为何仍在延续 在相关讨论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校方通过正式渠道就部分情况作出了说明。从制度层面看，这类回应具有明确的程序意义。 但在传播层面，回应并未立即终止舆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讨论已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当舆情进入整体印象阶段后，新的信息更容易被纳入既有叙事之中。 此时，回应文本更多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个节点，而非舆论的终点。 四、不同话题的并行与相互牵引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该院校的舆论并非围绕单一议题反复展开，而是多条话题在同一时间段内并行存在。 研究生退学相关讨论、改革举措的解读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表达，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引用、相互联想。某一议题的热度，往往会放大另一议题的关注度，从而强化“问题集中出现”的整体感受。 结果是，舆情逐渐脱离具体事件，演变为一种持续存在的讨论背景。 五、新媒体机制下的叠加效应 从传播机制看，新媒体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放大作用。网络情绪、算法推荐、话题标签以及跨平台传播，使得相关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被不断拉近。 对于普通受众而言，所接收到的信息并不呈现为“两件不同的事”，而更像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出现的相关内容集合。这种接收方式，容易强化整体印象，而弱化不同议题之间的差异。 六、基于传播结构的几点观察...
文章推介
美国民调： 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新闻集团（News Group）旗下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文章称，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ChatGPT说，《纽约邮报》属于右翼保守派，对中国立场属于”强烈鹰派“，涉及中国话题时，常强调“威胁”“间谍”“渗透”等关键词，倾向构建负面叙述。 这份民意调查由范登堡联盟（The Vandenberg Coalition）和JL Partners联合进行。 ChatGPT告诉笔者，范登堡联盟属于中右（鹰派）机构，对中国态度强硬（鹰派）。笔者发现，其官网把TikTok称为“特洛伊木马”。 ChatGPT介绍说，JL...
同济大学部分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毕研韬教授致中共海南省委的建议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谁在定义“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关键角色
在澳大利亚，“中国威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政治和安全概念。间谍活动、外国干预、网络攻击、技术泄密、政治影响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不同问题，经常被放在中澳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3日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长期负责调查间谍和外国干预活动，并公开提醒政府、企业和高校防范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敏感信息。ASIO目前甚至将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列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问题是：这些具体的安全风险，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中国威胁”这一整体性认知的？在这个过程中，情报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情报机构看到的中国，与其他人看到的中国不同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是贸易伙伴、投资来源、竞争对手和安全风险来源。外交官可能首先看到中澳关系中的合作空间，经济学家看到贸易和投资，大学看到科研交流，企业看到市场机会，而情报人员首先关注的则是间谍、外国干预、技术窃取和国家安全风险。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职业分工造成的观察差异。 情报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它必须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风险。ASIO公开资料也明确强调，其使命是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安全威胁，并持续开展反间谍和反外国干预工作。 因此，当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象之一以后，中国自然会成为情报机构高度关注的对象。 但这里需要保持一个重要区分：发现“中国存在某些安全行为”，与判断“中国构成整体性安全威胁”，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具体情报问题，后者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判断。 二、从“中国风险”到“中国威胁”，中间发生了什么？...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So Obedient?
By Michael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considered so easy to gov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