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敢当 “海龟”是“海归”的谐音,指留学回国人员。 4月22日,董明珠在公开场合称“海龟派里面有间谍”,并表示不会录用海龟。这番话迅速引发舆论反弹。很多人直觉地认为这对海龟群体是一种歧视甚至伤害,但实际上,董小姐无力动摇海归群体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海归群体早已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对海归的认知与态度,不会因董小姐的情绪性言论而产生丝毫改变。有趣的是,虽无力定义海归,但她却无意中定义了自己:一个在全球化浪潮中渐渐失去适应力的传统强人。 “海归间谍论”背后的安全焦虑 值得追问的是,董明珠的这一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这种判断可能源于她长期扎根制造业一线、强调忠诚与稳定的经验结构。她或许已习惯将“奋斗”“吃苦”“服从”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外部输入持天然警惕态度。当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信息安全议题升温时,她本能地放大了风险感知,以排斥代替筛选,以归类代替分辨。 其次,这也反映了董小姐个人认知的局限:缺乏全球化视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家不仅要理解本土市场的逻辑,更要能在复杂的跨文化环境中驾驭人才资源。而董似乎停留在以国内经验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中,未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 孤立决策,失去高能量支持系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她似乎缺乏能够提供高能量、全球化战略咨询的专业团队。近年董明珠的一系列决策与言论,折射出明显的个人意志化色彩,鲜有系统性和前瞻性。这意味着,即使她意识到外部环境威胁,也缺乏智囊力量帮助她重塑认知框架,最终只能依赖本能做出反应。 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无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传统强人如果无法更新认知、补齐全球化短板,就只能固守在经验构筑的壁垒中。 时代变了,可传统强人还在原地。
2025-04-28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历史的镜鉴不容忽视。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迅速将“战略传播”从企业商战场景转化为国家安全工具,并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将其列为“国家八大实力”之一。其背后逻辑昭然若揭:谁掌握更强的叙事能力,谁就更可能重构他者的认知疆域,从而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 今日之中国,亦亟需完成从“话语权焦虑”向“叙事能力建设”的转型,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战略跃升。这一跃升,离不开在国际传播一线深耕多年的“跨界沟通者”。吴金君先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代呼唤有思想的实干者,也呼唤有实绩的思想者。国际传播,既非空洞口号,也非粉饰太平的辞令,它应是一种深厚的战略自觉,是一项“知术合一”的国家能力建设工程。 “亲贤臣”,是开明盛世的标配;而识才任贤,本身也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行为。在国家谋划全球传播战略的当下,吴金君先生这类人才,理应获得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认知与认可。
2025-04-24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U.S. policy toward China has once again hardened. The average...
2025-04-23文/毕研韬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政策再度趋于强硬,美方将平均对华关税水平推升至145%,中方则通过对等反制、市场准入限制及供应链重构等加以应对。此番对峙已超越传统的贸易纠纷,演变为一场嵌套着战略博弈的制度性对抗。僵局看似无解,实则有破局之道——关键不在于“谁先让步”,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接触场景。 非对称接触:破冰的第一步 在当前“谁先主动谁就示弱”的博弈氛围中,任何直接提出谈判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服软”或“投降”。因此,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是通过“非对称接触”与“多边平台引导”创造对话空间。 所谓“非对称接触”,即不设前提、不签署框架、不对外宣布谈判启动,而是在第三方国际平台的“场边”自然而然接触。这种设计避免了“单方面示好”的政治风险,又能为后续实质性对话建立机会和基础。 谁来出面最好? 出面推动这一非对称接触的国际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中立形象强、对经贸议题具专业权威、在全球秩序中具多边牵动力。据此,以下机构可为候选(当然也可由其它组织出面)。 小步走,非官方制造破局舆论 可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USCBC),与中国贸促会联合(CCPIT)发布调研报告,反映关税对企业运营的真实影响,为政府恢复技术性接触提供数据支持、构建合理接触的舆论空间。
2025-04-23自古识者不贵喧,言者难达阙。纵有经世之才,若无其道与其时,常湮没于庙堂之外、流散于江湖之间。今之世,知识爆炸而智慧稀缺,喧哗者有名,深耕者无声,遂使真识者益孤,而俗响愈炽。 《向中南海推荐》,今开设于《无界传播》,非为鼓噪造势,亦非逢迎时尚,而是愿以冷静与笃定之笔,为有识者拓一缝隙,为时代留一道光。此栏所荐,不问门第背景,不计交游权变,惟观其志、其识、其能,期以一言之献、一策之思,通往大政之中枢,抵达国家之未来。 夫天地不言而四时行,圣人无名而天下理。深知此举或微如芥尘,然愿立此一栏,如斯年一纸灯火,荐人荐策,荐智荐魂,惟愿苍生不误,时代不虚。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5-04-21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教育,正从“桥梁”变成“边界”。这种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政策取向,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迎合国内政治氛围,但从长远来看,却会导致中美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文化理解严重受阻,最终削弱两国社会的理性共识基础。 失去交流,我们将面对什么?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中美关系可能陷入一个“认知孤岛化”的风险结构。它的后果可能包括: 1.误解系统性增加:两国年轻人缺乏直接接触,只能通过刻板印象“想象”对方,易导致敌意情绪强化。 2.政策决策易受情绪驱动:当舆论场脱离事实基础,公众情绪将裹挟政府行为,决策理性空间被压缩。 3.社会认知趋向封闭:缺乏国际比较与对话的学术环境,容易走向狭隘与自我重复。中美当前在经济、科技和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背后往往隐藏着根深蒂固的战略互疑。教育交流的萎缩,正加剧了这一认知断裂。 教育不应成为牺牲品 教育交流不是“漏洞”,而是制度性互信的战略支点。它不应被误解为安全威胁,而应被视为化解误解、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机制。 中美教育交流的冷却,反映的是信任机制正趋向瓦解。如果不加以修复,将来我们只能靠想象与怀疑来构建对彼此的认知。
2025-04-20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2025-04-19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likely aimed to create economic pressure by imposing tariffs, thereby forcing...
2025-04-18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特朗普倾向用企业谈判逻辑处理国家间关系,误以为对手会像商业伙伴一样“交易妥协”。事实上,国家行为往往涉及主权、安全、战略平衡、国内政治,不是单靠压力就能转变立场的。 总之,关税战的战略设想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某种“实力幻觉”,也暴露了其对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认知局限。它确实推动了一些议题进入谈判桌,但同时也引发了结构性对抗和全球信任削弱。
2025-04-18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行政驱动学术发展 学术与职称、考核挂钩,教师被迫围着指挥棒转,教书育人已让位于项目和论文。 5. 学术造假泛滥 数据伪造、论文抄袭、成果剽窃、代写代投,严重损害学术诚信与科研生态。 6.科研经费报账难 普通科研人员不是在报账,就是在报账的路上。报账流程繁琐、票据要求严苛、用途限制多。 7.论文低质重复 “唯论文”评价体系盛行,导致追求数量而非质量,催生大量低水平、重复性、拼凑式研究。 8.学术期刊乱象 核心期刊售卖版面、引用率造假、人为操作影响因子、圈子审稿、人情发表、审稿周期过长与“突击审稿”并存。...
2025-04-17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2025-11-12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2026-05-23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2026-04-04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2026-05-26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2026-06-06——Breaking Cognitive Shackles for a New Future Whether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2025-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