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中国软实力跃居全球第二,这说明什么?
亚洲

中国软实力跃居全球第二,这说明什么?

Share

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显示中国以72.8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软实力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该指数历史上的最高排名。该报告基于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评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国家品牌认知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一、排名上升反映的核心变化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在八大软实力支柱中的六项指标实现显著增长,包括文化与遗产、媒体传播、教育与科学、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贸易等多个维度。报告强调,中国在以下方面的改进是其软实力跃升的关键动力:

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的经贸活动规模庞大,市场吸引力与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这为提升国际认知奠定了基础。

文化输出与品牌影响力增强:不仅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扩大,新兴文化产品和国内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曝光度也显著提高。

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承诺: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以及持续强调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国在国际话语中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受众意见的改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国内稳定性以及对外交流的认识有所上升。

这些进展都属于软实力指标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形象在外部认知层面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

二、排名上升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排名上升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传播的全面成功。原因有以下几点:

指标与认知之间存在距离:软实力指数本质上是基于大量问卷数据构建的观测性指标,它反映的是“全球受访者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并不直接衡量受众对某一具体信息或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因此,排名上升表明的是总体认知的改善倾向,而不是对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精确认同。

文化与制度价值差异仍然存在:尽管调查显示文化、交流等维度有所提升,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不仅是传播文化产品或正面信息,更在于构建受众对中国制度逻辑、政策意图和话语系统的理解。软实力排名的提升可能反映了高频曝光和广泛讨论,但并不代表所有目标受众已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或价值主张形成理解性共识。

指标权重与传播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软实力指数涉及商业、贸易、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其中一些指标(如经贸便利度、增长潜力)更多反映国家实力的“客观属性”,而非纯粹的文化或观念影响力。因此,排名上升有时可能更多由国家硬实力或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所驱动,而非国际传播策略本身的优化。

因此,虽然这一排名是中国国际形象总体改善的信号,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传播“成功”。更精确的判断需要结合分项指标、受众认知深度、传播内容的接受度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三、软实力排名的现实意义与战略启示

国际认知改善是累积性过程: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精准传播以及建立对外沟通渠道。排名上升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对外合作平台扩展方面的持续推进。

多层次传播与价值对话仍需加强:要提升软实力,不仅要在国际舞台上被“看见”,更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和认知模式的受众中被“理解”。这种理解涉及价值体系、政治理念、全球治理观等深层次内容,需要通过系统化传播战略加以实现。

软实力与硬实力互动强化输出效果:国家的国际形象并非单一的文化输出或传播策略可以决定,而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合作、科技创新、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等硬实力因素,会显著影响软实力的评估与认知态度。

四、结语:软实力跃升的表象与深层逻辑

中国跃居全球软实力第二,反映了外界对其经济、文化和国际合作的认知改善,但这更多是表层认知,而非对中国制度逻辑与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软实力的真正作用在于被“理解”而非仅被“看见”。

未来国际传播的关键在于认知对称: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媒体合作等多层次机制,让不同受众不仅知晓中国的行动,更理解其价值逻辑。同时,硬实力支撑仍是软实力稳固的基础。排名提升是积极信号,但只有在认知深度与互动持续增强的前提下,中国的国际传播才能转化为实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 Articles

CCP and Govt Should Exercise Caution in Joint Institutions with Universities

Overall, the disadvantage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co-establish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th...

北京对台认知战的三个新特征

认知战的目标不只是“让对方相信什么”,还包括“让对方怀疑什么”,进而削弱对方社会形成共同判断的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亚洲项目近日发表文章《中国对台“认知战”行动手册》(Inside China’s Cognitive Warfare Playbook Against Taiwan),作者Bram Wells。文章从灰色地带竞争、社会裂缝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角度,分析其所称的北京对台认知战新变化。 一、从传统信息战走向“灰色地带”认知战...

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