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亚洲

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Share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 仅7.75%认为俄罗斯应承担主要责任;

— 17.75%认为乌克兰应承担主要责任;

— 认为“其他第三方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从2024年的42.41%大幅下降至4.35%。

这一结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双方责任论”成为压倒性多数。这与2024年仅35.57%持此看法相比,几乎翻倍增长。

其次,“第三方责任论”的骤降,说明公众对冲突解释框架发生明显转向。此前较多将矛头指向“域外力量”的叙事,在2025年样本中显著弱化。

再次,明确“支持俄罗斯”或“支持乌克兰”的单边归因比例均未超过20%。

如果以责任归因为替代指标,所谓“俄粉压倒乌粉”或“乌粉占主流”的说法,都缺乏数据支持。

对俄罗斯与美国的好感度变化

在国家好感度方面,报告显示:

— 2025年俄罗斯平均好感度为3.48(五分制),仍为所列国家中最高,但较2024年3.66有所下降;

— 美国好感度从2024年的1.85回升至2.38,为三年内最高值。

这说明两个趋势:

第一,对俄罗斯的整体好感仍然领先,但已出现边际回落;

第二,对美国的评价虽然仍偏低,但存在修复迹象。

这种双向变动,与“单边倒向”的叙事并不一致。公众态度更接近于结构性调整,而非情绪性对冲。

代际差异与信息来源

报告显示,18–44岁群体对各国平均好感度为2.68,高于60岁以上群体的2.28;女性受访者平均分高于男性0.15分。

同时,80.55%的受访者主要通过新闻媒体获取国际信息,69.65%依赖社交媒体。

这意味着,舆论场的表达强度,并不必然等同于结构性比例。高频信息渠道强化了对立感,但并未改变多数人趋向“均衡归因”的判断。

乌粉VS俄粉”框架的局限

如果以清华2025年数据为依据,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中国社会不存在压倒性单边支持格局。

第二,“双方都有责任”的比例远超任何单边立场。

第三,公众态度正从“外部归因”转向“冲突双方责任归因”。

因此,“乌粉VS俄粉”更像是舆论标签,而非真实分布结构。

从认知结构上看,多数公众并未将俄乌战争视为简单的阵营对抗,而是理解为复杂的地缘冲突与大国竞争叠加结果。这也与报告中“区域冲突”“大国竞争”“经济因素”被列为全球安全主要影响因素的判断一致。

结论:情绪化表达减少

如果问题是:哪一派人数更多?

基于2025年公开民调数据,答案并不是“支持俄罗斯更多”或“支持乌克兰更多”,而是——多数人倾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单边支持者比例均处于少数区间。

这种分布说明,中国社会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正在从情绪化站队转向更为复杂、理性的多因解释框架。

这也解释了为何相关议题在舆论场上持续具有关注度:它既涉及大国博弈,也牵动价值认同,同时又不构成国内高敏议题,因此成为观察社会认知结构的一个窗口

Related Articles

海南大学研究生复试风波:五个月了,至今未公布处理结果

投稿人:顾明川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0日 2026年4月,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研究生调剂复试工作发生重大失误。12名考生收到并确认复试通知后,学院临时取消了复试资格。对此,海南省教育厅回应称,确实是学校方面的原因。 据传,事件发生后,海南省委书记曾做出批示,教育部予以关注,海南省教育厅进行了调查。上述情况目前尚未见有关方面公开确认,但如果相关信息属实,那么公众更加有理由追问:为什么五个月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看到调查和处理结果? 12名考生最终能够恢复复试资格,只能说明考生眼前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并不意味着招生事件本身已经处理完毕。 有关方面至少应该回答几个基本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责任如何认定?有关人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学校采取了什么整改措施?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公开答案,损害的已经不只是当事考生的权益。它首先损害的是高校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 研究生招生是高校最重要、最敏感的工作之一,直接关系考生的学习机会和职业发展。考生和家长选择一所大学,不只是看学校排名、专业实力和就业前景,也判断这所学校是否公平、规范、可靠,是否值得信任。 如果面对一次已经造成实际影响的招生事件,学校迟迟没有公开责任认定和处理结果,公众难免会产生疑问:学校究竟如何看待这次事件?是否进行了反思?是否建立了防止类似问题发生的机制? 高校的声誉,不仅建立在取得了多少成绩之上,也建立在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面对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而事件长期没有公开结果,其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 教育主管部门承担着维护教育公平、规范招生秩序的重要职责。对于研究生招生这样的重大事项,如果出现问题之后长期没有公开处理结论,容易使考生和社会产生一种不良感受:面对高校招生中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依赖外国网红: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陷阱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7日 近期,《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希望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认知福祉”:一个中国学者陌生的重要概念

近年来,Epistemic Welfare(认知福祉)概念进入西方学术讨论,用于讨论政府与社会是否有责任为人们建构可靠认知而创造必要条件?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6日 一、从“信息获得”到“认知福祉” “认知福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幸福,也不是简单地让人获得更多信息。 2023年,法律学者Klaudia Majcher从权利角度提出epistemic welfare。此后,Aaron Hyzen、Van den Bulck、Manuel...

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