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传播学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传播学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Share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从系统论角度看,负反馈是维持结构稳定的关键机制。负反馈并非对抗,而是纠偏装置。它使系统能够在偏差初期进行修正,而不是在偏差累积后被动调整。

因此,扩大制度化表达空间,并非情绪化诉求,而是提升信号质量的技术要求。表达空间越透明、程序越清晰,信息越有可能在早期阶段进入决策流程。

四、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应当包含三重机制。

第一,信息吸纳机制。优化多源输入结构,包括基层调研、行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与数字平台数据整合,使决策系统能够接触多维信号

第二,专业分析机制。通过数据模型、趋势研判与风险评估,将分散表达转化为结构化信息,降低情绪噪声干扰。

第三,制度回应机制。回应并不意味着完全满足所有诉求,而是提供清晰的解释逻辑与修正路径。回应本身构成新的认知校正过程,有助于减少误解。

这三种机制共同形成完整闭环,使信息流动具备制度稳定性,而非依赖偶发事件触发

五、社会韧性与治理成熟度

在复杂环境中,稳定不再等同于静态平衡,而是一种动态韧性。韧性意味着在冲击条件下保持结构弹性。有效反馈系统能够降低认知双盲出现的概率,使不同层级之间形成持续校正关系。

当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在制度化平台上表达经验,决策系统能够及时吸纳并回应信号,误判的累积将得到抑制。系统优势不在于避免问题,而在于缩短修正周期

结语:以反馈重建理性校正机制

当复杂性成为常态,风险不在于多样性本身,而在于误差的放大与共振。认知双盲使决策与公众同步偏离现实,而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则是打破双盲、恢复理性校正的关键机制。通过制度化吸纳、多维分析与程序化回应,可以增强系统纠偏能力,使社会在不确定环境中保持长期稳定与持续改进。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 Articles

中国在西方投资,为何当地安全机构率先示警?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制度传播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在全球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从“讲优势”“讲政策”走向“讲制度”“讲共识”。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提出“制度传播”理念,主张以制度逻辑为传播核心,通过制度展示构建国际认知信任,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这一思想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刘磊 发布:2026年8月16日 一、全球传播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构 在全球地缘格局和传播生态深度演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早已超越了技术与媒体层面,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谁掌握了传播权,就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认知权、议程权与解释权。21世纪以来,信息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密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资本与制度共同塑造的传播生态,使国际传播竞争从“话语之争”转向“制度之争”。 中国正处于全球传播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复杂化和议题竞争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日益碎片化;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智库仍掌握着制度性议程设置权,通过“叙事惯性”与“框架预设”不断塑造中国形象。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播赤字”:中国的事实与成就虽广泛传播,却未必能转化为认知共识与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传播有效性不足——声音虽大,解释力却弱;二是制度解释缺位——我们讲了“做什么”,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什么这样做”。这正是传统“政策外宣”模式的根本瓶颈:它以信息发布为导向,而非制度逻辑为核心,缺乏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共构机制。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其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了“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概念,主张以制度设计与传播行为的互动耦合取代单向度的政策外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更体现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 二、从“政策外宣”到“制度传播”: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由政治宣传转向形象叙事,再迈向政策传播。前一阶段以国家形象塑造为核心,侧重情感认同与文化亲和;后一阶段以政策议程为载体,强调制度阐释与议题回应。这两种范式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可见度与政策理解度,但随着国际传播格局进入多极化与认知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形象展示或政策说明已不足以支撑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重塑全球认知结构。 毕研韬教授指出,“政策外宣”往往把传播内容看作政策的延伸,而非制度的表达。政策是具体的、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稳定的、结构性的。真正能支撑国家长期认知竞争力的,不是政策层面的动员,而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制度传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洞察。它主张以传播行为展现制度逻辑,以传播过程构建制度信任,使传播成为制度建构的前置环节和外化机制。传播目标是“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制度”。...

中国外宣干部亟须避开“四个坑”

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8月1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已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发力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若干措施以系统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地方上,提升本地国际传播工作的“可见度”和“贡献率”,似乎是通用的底层运行逻辑。 必须认识到,如今外宣官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判断力,早已成为决定我国国际传播成效的核心变量。从国际传播机构的组建、境外合作对象的筛选、海外传播矩阵的铺设、国内合作机构的连结,到行业专家的聘用,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不仅影响地方国际传播的质量、方向和成效,也影响决策者的声誉乃至前途。 结合长期的行业观察与一线实践调研,笔者认为,当前各级外宣干部在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过程中,亟需规避“四个坑”,跳出形式主义的路径依赖,树立“无功便是过”的担当意识,努力构建经得起考验的国际传播体系。 第一个坑:与境外合作时,重人脉、轻尽调,风险防控缺位 国际传播的落地见效,离不开专业化、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地方要打通海外传播渠道、融入全球传播网络,必然要与境外媒体、智库、高校、社会组织、涉外企业及相关人士建立联动协作。需要警惕的是,涉外合作越是频繁、对接渠道越是多元,就越不能仅凭私人关系或个人推荐仓促拍板,必须始终坚守底线思维,开展审慎的前置研判。 现实中,不少境外机构和个人擅长经营人脉网络、搭建资源圈层,也深知中国的现实需要和能力短板。他们通过精心运作,赢得所需的信任,进而拿到合作引荐甚至官方认可。但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原则:“有人认可”不等于“值得合作”,“有人推荐”不代表“零风险”,人脉热度不等同于合作可信度。 研判境外合作对象的资质与真实价值,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化的核查标准,重点厘清六大核心问题:机构的核心属性与定位是什么?核心从业人员的履历背景是否清晰合规?运营资源与资金来源是否合法透明?长期稳定的合作主体有哪些?在当地行业与社会圈层的真实影响力如何?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负面争议或不良从业记录? 笔者在长期调研中,已发现境外合作主体资质存疑、暗藏隐性风险的典型案例。基于大量实践经验,笔者始终建议,外宣部门开展重大涉外合作项目时,必须将背景尽调环节前置,主动对接国家安全、外事、海关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互通、联合风险研判机制。 必须声明:强化境外合作背景调查,绝非收紧国际合作的口子、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而是为优质、高效、安全的跨国传播合作筑牢根基,让每一项涉外合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新西兰情报机构点名中国:澳大利亚的“剧本”正在重演?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