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传播学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为何全球爆红?
传播学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为何全球爆红?

Share

当“成为中国人”成为全球爆红,其背后的动力逻辑究竟是什么?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Becoming Chinese”在TikTok、Instagram Reels等国际平台上成为高频标签。大量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展示“更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喝热水、练八段锦、调整作息、采用中式饮食结构,甚至以半调侃方式表达“我正在变成中国人”。

这一现象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转变,而是一种围绕日常实践展开的文化体验表达。在呈现方式上,它高度依赖短视频的视觉叙事。复杂的文化背景被压缩为可复制的动作与生活片段,使参与门槛显著降低。

内涵特征:符号化、去政治化与参与式表达

第一,符号化表达。内容多集中在可见、可模仿、低技术门槛的元素,例如气功动作、茶饮制作、作息安排等。文化被转译为可传播的“生活符号”。

第二,去政治化呈现。相关内容极少涉及制度与意识形态议题,而以健康、节奏、家庭感和秩序感为核心。中国在这里呈现为生活方式资源,而非地缘政治主体。

第三,参与式共创。标签具有开放结构,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再创作加入话题。算法强化了“模仿—变体—再扩散”的循环,使其迅速形成内容集群。

平台逻辑:算法放大的传播机制

TikTok等平台以兴趣推荐为核心机制,当某一内容形式获得初始流量后,系统会推送相似视频,从而形成链式扩散。#BecomingChinese具备视觉统一性与模板化叙事,天然适合算法传播。

公开市场报告长期显示,TikTok活跃用户中18—34岁人群占比超过60%。因此,传播主力明显偏向年轻群体。这种代际结构影响了内容风格与表达方式,使其更具青年亚文化特征。

全球语境:健康焦虑与慢节奏需求

疫情后,西方社会对身心健康与生活节奏的关注显著增强。八段锦、太极等低强度运动通常处于3—4 METs的能量消耗区间,安全性较高,适合日常坚持。东方养生理念在此被理解为“温和而可持续的身体实践”。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元素被嵌入全球健康叙事之中。它不再主要依赖宏大叙事,而通过具体生活方式获得认同。

认同结构:数字时代的象征性归属

Z世代普遍习惯以标签化方式进行身份实验,例如尝试不同文化风格或生活模式。“Becoming Chinese”在这一结构中是一种象征性参与。它不要求法律身份转变,而强调情绪认同与体验共享。

这种“轻量级文化认同”是数字时代常见现象。文化被当作可进入、可体验的资源,而非必须承担的长期身份结构。

传播意义:国家形象的日常化重构

这一现象反映出国家形象生成机制的变化。过去以政策与制度为核心的对外叙事,正在被日常生活场景所补充甚至替代。国家形象在平台时代更多通过用户共创形成。

但也应保持审慎。当复杂文明被压缩为若干可复制符号时,可能产生简化甚至刻板化风险。标签化表达提升了可见度,也降低了复杂度。

结论:短期流行还是结构性信号?

目前缺乏权威的跨国统计数据来衡量参与规模,因此不能夸大其社会覆盖面。

从传播结构看,它主要活跃于青年用户群体,但实践本身并不排斥其他年龄层。

这一潮流可能只是一次平台驱动的短期流行,也可能预示文化互动方式的转型。关键变量在于:体验式参与能否进一步延伸至语言学习、历史理解与社会认知层面。

如果停留在表层符号,它是一种流量现象;如果进入认知层面,它则可能成为文明互释的一种新路径。

作者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舆情与危机管理、品牌传播。
Related Articles

毕研韬教授赴华东政法大学交流学习

2026年11月13日,华东政法大学成功举办了“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创新与深化研讨会”,会议由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韬奋新闻传播学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 作者:周明川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4日 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研讨会。这是毕教授首次参加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参与组织的学术活动,首次参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讨会,也是毕教授首次走进华东政法大学。 13日上午,毕研韬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着重探讨制度创新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首先指出,制度是影响国际传播的结构性变量。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中存在的两种取向——斗争取向与沟通取向,并详细阐述了价值观差异对国际关系及国际传播的深刻影响。 13日下午,毕教授应邀到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参观,并与赵庆寺教授团队座谈。与会者重点围绕课题选择、研究数据获取、分析框架设计、知识生产与成果转化等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是毕教授第一次走进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近距离与马院教师面对面交流。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一个重大贡献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价值,不只在于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地方,更在于通过地方文化的持续传播与积累,丰富了中国国家形象的社会文化基础。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日 2026年9月29日,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学者Emma Martin在学术期刊 Global Media and China 发表论文《中国国际传播中心作为社交媒体上的软实力载体》(China’s...

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美国智库:美国应这样应对中国的信息影响

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