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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在撤离中国吗?数据背后的真相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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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撤离中国”的喧嚣背后,是一次深层次的结构性再配置。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外资撤离中国”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甚嚣尘上。与此相对,中国官方则强调“高技术领域外资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两种叙事看似对立,实则源于对同一组数据的不同解读。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数据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一、总量变化:下降存在,但未出现“断崖式外流”

从总量看,外资流入中国确实出现阶段性回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约13.7%,2024年降幅扩大至约28.8%,2025年降幅收窄至约9.5%,2026年前两个月同比下降约5.7%。这一趋势,与国际机构的观察大体一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数据均显示,近两年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波动甚至收缩。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外资规模下降的同时,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却在增长。例如,2026年前两个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约14%。这意味着,资本进入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而非简单退出。换言之,总量下降反映的是调整,而非撤离。

二、结构变化:高技术领域成为主要增量来源

如果仅凭总量数据,很容易得出“外资撤离”的结论。然而进一步拆解结构,可以看到更为复杂的图景。近年来,高技术领域成为外资的重要流入方向。根据中国官方数据,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研发设计服务、电子通信制造、计算机设备等细分领域增幅明显。

这一变化并非中国特有现象。UNCTAD在其全球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直接投资正在向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高端制造集中。也就是说,中国所呈现的“高技术外资增长”,本质上是嵌入在全球产业升级趋势中的结果。

三、行业分化:外流与流入同时发生

当前外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行业层面的明显分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出现外流,部分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地区;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与研发功能则在中国集聚,一些跨国公司持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

这种“此消彼长”的格局,意味着外资并非整体撤离,而是在进行再配置。低端产能外移,高端功能强化,正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常见的结构性特征。宏观数据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四、统计口径:数据差异如何影响认知

围绕外资问题的认知分歧,还与统计口径密切相关。中国商务部采用“实际使用外资”指标,强调资金实际到位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OECD则采用国际收支口径,将利润再投资和企业内部融资一并纳入。

这种差异会导致同一时期的数据规模与波动幅度出现明显不同。此外,经由第三地进入中国的“回流资本”,在不同统计体系中的处理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些技术性问题在舆论传播中往往被忽略,从而放大了“数据矛盾”的印象。

五、全球背景:外资波动并非中国特例

如果将中国放入全球背景中观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当前趋势。UNCTAD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直接投资整体趋于收缩。在高利率环境下,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的动力增强,同时地缘政治因素也在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外资流入的波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全球资本周期变化的一部分,将其简单解释为“对中国失去信心”,显然缺乏充分依据。

六、发展阶段:从“成本优势”到“结构优势”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动能转换的转型关键期。过去,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是成本优势与高速增长;当前,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与产业升级推进,传统依赖低成本制造的外资模式正在退出。

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规模、技术能力与产业配套为核心的新吸引力。在这一过程中,外资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从“生产基地”转向“市场与创新节点”。这一转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波动,但从长期看,是经济成熟的体现。

七、民生传导:结构优化与现实感受的落差

需要看到的是,结构优化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民生改善。高技术产业通常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其就业吸纳能力有限;传统制造业的外迁,则可能对部分群体的就业产生直接影响。

这也解释了一个现实张力:宏观层面强调“结构升级”,而微观层面却感受到就业与收入压力。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同一转型过程在不同层面的表现。

结语:从“撤离叙事”走向“结构理解”

综合来看,将当前外资变化简单归结为“撤离”或“看好”,都难以准确反映现实。更为合理的判断是,中国外资正在经历一轮再配置过程:总量阶段性下降,结构持续调整,功能不断升级。

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外资是否撤离,而是中国在全球资本与产业重构中的位置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有在这一框架下,数据才不只是争论的工具,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依据。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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