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当下关于中国的公开信息，从宏观数据到政策文本，从媒体报道到学术研究，其数量与可获得性都远高于以往。对于具备专业能力的研究者而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通常不是主要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掌握了大量信息，并不等于理解其运行逻辑。
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属于“事实层”，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战略判断所依赖的则是“机制层”与“情境层”——这些变化为何发生、如何运作、将走向何处。正是在这一层面，认知开始出现系统性偏差。
三、“在地缺席”：认知失真的起点变量
从经验与观察出发，可以将问题的关键收敛为一个更基础的变量：在地缺席（absence of embedded experience）。
所谓“在地”，并非简单的地理停留，而是指持续、嵌入式地进入一个社会的现实运行之中，包括与不同层级主体的持续互动、对制度运行的情境性观察、对社会节奏与行为预期的体感把握。
一旦这一维度缺失，认知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转向替代机制：依赖既有知识框架解释新现象；使用二手信息拼接现实图景；通过熟悉叙事填补理解空白。这正是许多对华认知滞后的起点。
四、从“缺席”到“失真”：机制如何展开
“在地缺席”本身并不会自动导致误判，它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语境被剥离：信息在跨语言、跨制度传播过程中，往往失去原有语境。政策表述、社会行为乃至日常话语，在脱离具体情境后，其含义会被压缩甚至偏移。
2. 隐性机制不可见：中国社会运行中，存在大量非正式、关系性与情境性的机制，例如政策执行中的弹性空间、地方层级的协同方式等。这些内容很少进入公开文本，却对实际运行具有决定性影响。
3. 既有框架自动填充：当新的现实难以被直接理解时，分析者往往调用已有认知框架进行解释。这些框架一旦形成，便具有自我强化能力，使新信息被“吸收”而非“修正”。
4. 认知更新机制缺失：在缺乏在地经验的情况下，分析系统往往缺少有效的“校准信号”。即便现实发生变化，也难以及时修正判断。
经过这一过程，认知并非简单“落后”，而是形成一种稳定但失真的理解结构。
五、为什么战略精英更容易受到影响
这一机制，在战略精英与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更高的风险，原因在于，他们的工作并非描述现实，而是进行高阶判断：预测政策走向、识别行为意图、判断风险边界。
这些判断高度依赖对“运行逻辑”的理解，而非表层信息。当在地经验缺失时，这类判断往往出现两种倾向：过度依赖抽象模型、忽视现实变动、过度依赖旧经验、低估结构性变化。由此产生的误差，远大于一般认知偏差。
六、一个需要避免的误区
强调“在地缺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反向推出一个简单结论：只要“在场”，就能理解中国。
现实同样表明：在地经验可能受到样本限制；个体观察容易被局部网络所塑造；“在场感”可能被误当作“理解力”。
因此，更合理的理解是：在地经验提供的是语境与校准能力，而非自动生成正确认知。
真正有效的认知，仍需在三者之间形成结构性融合：在地经验（提供情境）；多源信息（提供范围）；分析框架（提供解释），三者需交叉验证。
七、结语：从个体感受到结构问题
回到那次餐叙，它所呈现的，并不仅是个别群体的认知偏差，而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结构问题。
当一个国家在快速变化，而观察者却未能进入其现实运行之中，认知系统就会逐步转向自我循环。信息仍在增加，但理解却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因此，与其简单地说“他们不了解中国”，不如更准确地指出：在地缺席，使得对中国的认知失去了最基本的校准机制。
这不仅是理解当下中美认知错位的一个入口，也提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在高度复杂的世界中，任何脱离经验场域的远距离判断，都存在结构性失真的风险。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