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从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的角度看，这套逻辑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在西方社会内部，这种叙事通常具有较高的道德合法性。问题在于，这套逻辑并非全球所有文明共同形成的历史经验。
二、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西方叙事存在距离感？
许多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战争，更不一定支持战争本身，但他们往往会对西方叙事中的某些前提保持怀疑。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经验与西方并不相同。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被包围、被压制、被干涉的历史记忆之中。无论是列强体系、冷战结构，还是现实中的科技封锁与地缘竞争，都使中国社会对“安全压力”“战略围堵”“外部遏制”这些概念高度敏感。
因此，中国社会在理解俄乌战争时，很多人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主权”问题，而是北约持续东扩，是否正在压缩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国际政治并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力量结构问题。
换句话说，西方社会更倾向从“规则”理解战争，而中国社会很多人则更倾向从“安全结构”理解战争。这就是双方认知错位的重要来源。
三、中国社会接受的，并不一定是俄罗斯，而是“安全逻辑”
西方经常误以为，中国社会对俄罗斯叙事的某种理解，意味着对战争的支持。
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接受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一种“安全焦虑逻辑”。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长期感受到自身安全空间被压缩，它最终可能采取激烈反应。
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安全直觉。这种安全直觉，并不只存在于俄罗斯。对于经历过近代屈辱、长期面对外部压力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逻辑具有一定心理共鸣。
因此，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亲俄”，而是对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的现实感知。
四、西方真正难以理解的，是不同文明的“现实生成机制”
西方舆论长期存在一个深层误区：它往往默认自身叙事具有天然普遍性，但事实上，人类并不是直接感知现实，而是通过各自文明形成的“解释框架”理解现实。
同样一场战争，西方看到的是“侵略”；俄罗斯看到的是“战略防御”；中国很多人看到的是“大国安全冲突”；全球南方一些国家看到的，则是“西方与非西方力量之间的长期结构性矛盾”。
也就是说，不同文明并不是在“观看同一个现实”，而是在用不同历史经验解释现实。这才是国际传播中最深层的问题。
五、俄乌战争背后，是全球认知秩序的断裂
冷战结束后，西方一度相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有全球普遍性，但俄乌战争暴露出一个现实：世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知体系。
在很多非西方国家看来，国际规则并非完全中立，它往往与权力结构深度绑定，而“普世价值”本身，也可能带有特定文明经验。
于是，全球开始出现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不同文明正在形成不同的“现实解释系统”。
最危险的，并不是观点不同，而是各方越来越失去理解对方“为何如此理解世界”的能力。
当一方认为自己的叙事代表“普遍真理”，而将另一方的安全焦虑、历史经验与认知结构全部视为“宣传”时，真正的跨文明沟通就会越来越困难。
六、国际传播未来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服，而是“叙事互认”
未来国际传播真正困难的地方，也许不再是“谁传播得更强”，而是不同文明是否还能保留理解彼此的能力。
跨文明对话，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对方立场，更不意味着放弃自身价值，但至少需要承认：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是真实存在的；不同文明的安全焦虑是真实存在的；不同社会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也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承认，那么国际传播最终将退化为平行叙事之间的持续对撞，而这，或许才是俄乌战争留给世界最深层的启示。
（感谢ChatGPT与我的深度讨论。这场跨认知框架的对话，让我得以重新观察自身的思维结构，令我受益匪浅。）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