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认知作战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框架，不同意见就会被安全化，导致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进而滑入认知安全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3日发布
近年来，“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已成为台湾安全政策和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军方报告、政府文件，到媒体报道和校园教育，认知作战被频频提及，甚至被部分人士视为影响台湾未来安全的重要领域。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也折射出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任何安全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并广泛社会化，都会产生超越其初衷的影响。因此，理解台湾为何重视认知作战，同样需要评估这种重视正在给台湾社会带来什么。
一、从军事防御到认知防御
传统安全观念主要关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关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信息传播速度空前提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战略研究者认为，未来冲突未必首先发生在战场，而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认知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安全认知：如果社会对事实的理解被影响、对风险的判断被改变、对未来的想象被重塑，那么即使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也可能对政治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认知空间被视为继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之后的重要战略领域。
对于台湾而言，这种思维尤其容易获得支持。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台湾又是一个媒体高度发达、政治竞争激烈、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身份认同之间长期存在竞争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传播自然被赋予更高的战略意义。
二、身份认同与安全焦虑的叠加
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台湾对认知作战的重视并不仅仅来自技术层面。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身份认同问题。过去数十年间，台湾社会围绕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国家定位以及两岸关系形成了多种不同叙事。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属于相对稳定的社会共识，而在台湾，身份认同本身就是政治竞争的重要内容。
当认同问题与安全议题结合时，信息传播就不再只是信息传播，而容易被视为影响政治选择和社会走向的重要力量。换句话说，在台湾部分政治与战略精英眼中，认知作战不仅关乎真假信息，更关乎社会如何理解自身、如何理解两岸关系，以及如何理解未来。这种特殊性使得认知安全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升。
三、全球趋势对台湾的影响
台湾并非孤例。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开始关注认知领域的竞争。例如，北约、欧盟以及美国国防部等机构，都曾公开讨论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认知安全问题。
在国际战略界，越来越多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社交媒体算法正在改变传统传播模式。信息不再只是传递事实的工具，也成为塑造情绪、影响判断和引导行为的重要力量。
台湾战略界实际上是在这一全球背景下，结合自身处境，进一步强化了认知安全建设。
四、积极影响：提高社会韧性
从积极角度看，台湾重视认知作战确实带来了一些正面效果。
首先，提高了公众对信息来源的关注。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关注信息是否可靠、数据是否真实以及消息来源是否可信。
其次，推动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学校、媒体和社会组织开始加强公众的信息辨识能力训练，帮助人们识别谣言、误导性信息以及情绪操纵。
第三，增强了社会面对危机时的信息韧性。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一个社会能否维持基本共识和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系统的稳定性。
从这些角度看，认知安全建设有助于提升社会韧性。
五、潜在影响：安全逻辑进入公共讨论
然而，任何安全观念都有其边界。当认知作战成为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框架时，也可能产生一些值得关注的副作用。
首先，公共议题容易被安全化。
原本属于正常讨论范围的问题，可能被赋予安全含义。当某种观点被怀疑与外部影响有关时，人们关注的重点可能不再是观点本身是否合理，而是观点来自哪里。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公共讨论从事实和逻辑竞争，逐渐转向身份和立场竞争。
其次，社会对不同意见的包容度可能下降。
在高度政治化环境中，人们容易将不同意见解释为外部影响的结果，而不是正常的认知差异。这样做虽然能够强化内部团结，却也可能削弱社会对复杂问题的理性讨论能力。
六、认知安全困境的出现
更值得关注的是，认知作战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认知安全困境”，其逻辑类似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
一方为了增强安全感而加强认知防御，另一方则可能将这种防御理解为敌意或排斥。随后双方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传播和防御措施。
结果是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自卫，每一方又都被对方视为威胁。最终，互信不断下降。
在两岸关系背景下，这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如果所有信息交流都被纳入认知作战框架，那么原本可能存在的沟通空间也会受到挤压。
七、真正的挑战不在信息，而在解释
从传播学视角看，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存在过完全不受影响的认知空间。
教育影响认知，媒体影响认知，广告影响认知，外交传播影响认知，学术研究同样影响认知。
问题并不在于认知是否受到影响，而在于社会如何理解这种影响。
如果把所有传播都视为认知作战，社会可能陷入过度警觉。
如果完全忽视认知影响，又可能低估信息塑造现实的能力。
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消灭认知影响，而是如何在开放讨论与安全防护之间找到平衡。
结语：追求动态平衡
台湾之所以高度重视认知作战，本质上是地缘政治压力、身份认同竞争、数字传播革命以及全球安全观念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种重视有助于提升社会对信息风险的警觉性，也有助于增强社会韧性。然而，当安全逻辑不断扩展到公共讨论领域时，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不同意见被安全化、社会信任下降、公共讨论空间收缩，以及认知安全困境的形成。
从长远看，一个成熟社会面对认知挑战的目标，或许不应是建立一个没有不同声音的环境，而是建立一个既能抵御恶意操纵，又能容纳理性分歧的公共空间。只有如此，认知安全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稳定，而不是成为新的社会紧张来源。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