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处于什么地位，人人都在生存拼搏，但似乎生活依旧不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1日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相互依赖虽然会产生风险，但总体上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供应链、芯片、数据、传播、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投资甚至科研合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的视野。
安全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治理逻辑。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不存在真实风险。恰恰相反，全球化越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复杂，确实越容易产生新的脆弱性。
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问题都被纳入安全框架之后，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本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合作和谈判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交给安全逻辑处理？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再只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安全风险，而是安全化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一、安全意识增强，并不等于世界更加安全
安全化最初有其合理性。
全球化让国家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也让风险能够迅速跨越国界。一个供应链中断，可以影响全球产业；一次网络攻击，可以迅速波及多个国家；关键技术被限制出口，可能改变一个产业的竞争格局；数据泄露，也可能产生跨境影响。
因此，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脆弱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变化：从“哪些东西存在安全风险”，逐渐转向“哪些东西都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一旦这种思维成为主导逻辑，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外国企业、国际学生、科研合作、数据流动，一切都可能被视为安全问题。
安全的边界因此不断扩大，而安全边界越大，正常交往的空间就可能越小。长此以往，人类将被自己圈禁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于是出现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悖论：我们究竟是在消除风险，还是在不断扩大“风险”的定义？
如果所有领域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那么最终可能出现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而是一个任何正常联系都需要首先证明自己是安全的世界。
二、全球化最大的价值，恰恰来自“相互依赖”
全球化并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没有风险才产生的。
恰恰相反，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相互依赖，通过分工合作获得更大的整体收益。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本质上伴随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接受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以换取更大的共同收益？
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政策讨论正在回答另一个问题：如果这种相互依赖可能被利用，我们能不能减少它？
这是一种重要的逻辑转变。从“如何管理相互依赖”，逐渐转向“如何降低相互依赖”；从“如何利用全球化”，逐渐转向“如何防止全球化伤害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必然终结，但意味着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最危险的不是脱钩，而是“安全化循环”
很多安全措施单独来看，都具有合理性。
真正的问题是：当所有国家都按照类似逻辑行动时，会发生什么？
第一个国家看到对方正在加速技术自主，就进一步认为对方正在形成潜在战略能力，于是扩大限制。第二个国家因此进一步扩大自主替代。如此循环。
最初的目标是“降低风险”，最后却可能产生更多的不信任、更多的限制和更大的分裂。
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困境，只不过它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正在进入经济和科技领域：
你减少对我的依赖是为了安全，我却认为你正在准备与我脱钩；于是我进一步降低对你的依赖，你又认为我正在进行战略围堵。
于是形成一种循环：
风险认知上升→安全化→限制增加→相互依赖下降→不信任上升→风险认知进一步上升。
这才是所谓“安全化困境”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
四、全球化可能从“效率竞争”进入“安全竞争”
这种变化首先会重塑全球经济。过去企业选择供应商，最重要的因素通常是价格、质量、效率和稳定性。未来越来越多企业还必须考虑一个问题：这个供应商是否具有地缘政治风险？
过去企业考虑在哪里投资，重点可能是市场、劳动力、税收和基础设施。
现在还必须考虑：这个国家未来会不会受到制裁？会不会发生技术限制？数据能不能跨境？政策环境是否可能发生变化？
于是企业决策的逻辑发生变化：全球供应链可能不再追求成本最低，而是追求“政治风险可接受”。
这会提高成本，也会降低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改变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式。
一个技术可能不是因为效率最高而获得市场，而是因为“安全”；一个供应商可能不是因为成本最低而被选择，而是因为“可信”；一个国家可能不是因为最适合生产而获得投资，而是因为“政治上更可靠”。
经济体系因此越来越具有地缘政治属性。
五、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安全化可能侵入人与人的交往
当安全逻辑进入人员交流和人文交流，会发生什么？
国际学生、科研人员、记者、企业管理者、艺术家、游客以及各种社会组织，本来都是跨国交流的重要载体。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和知识，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这些联系本身，就是降低国际误解的重要机制。如果这些正常交流越来越多地被放在安全框架中审视，全球化损失的就不仅仅是经济效率：它损失的是社会层面的相互理解能力，而这恰恰是最难恢复的东西。
七、安全化最终可能制造一个奇怪的世界
假设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只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
可是，当安全化行为叠加起来之后，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贸易减少，投资减少，技术合作减少，人员流动减少，信息流动减少，相互了解减少。
最终形成一个：更加封闭、更加碎片化、更加不信任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真的更安全吗？未必。
因为当国家之间的联系减少，信息减少，了解减少，误判反而可能增加。
于是出现一个非常深刻的悖论：为了避免相互依赖带来的风险，我们减少相互依赖，但相互依赖减少以后，我们可能失去解决风险的重要机制。
八、真正成熟的安全观，不应该是“什么都防”
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安全。问题在于：什么必须安全化，什么不必安全化？
真正成熟的安全治理，应当具有边界意识。
对于真正具有重大安全风险的领域，需要建立有效的防护机制。
但对于可以通过透明规则、国际标准、商业合同、风险评估、监管合作解决的问题，没有必要轻易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
一旦所有问题都进入安全领域，安全本身就会失去边界。
没有边界的安全，最终可能变成一种普遍性的限制逻辑。
更重要的是，安全与开放并不是天然对立的。
一个真正有韧性的全球体系，不应该追求完全没有依赖，而应该追求：有依赖，但不脆弱；有开放，但有边界；有竞争，但保留合作；有风险，但不把所有风险都安全化。
这可能才是下一阶段全球化真正需要寻找的平衡。
结语：不要让安全成为全球化的新风险
过去几十年，人类花费巨大努力建立全球化体系。
这个体系当然并不完美，也产生了不平等、产业失衡、资源竞争等诸多问题。
但它至少建立了一个重要事实：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可以通过贸易、科技、教育、投资和人员往来建立越来越复杂的联系。
今天，我们正在重新审视这种联系。
但重新审视不应意味着简单地把“联系”理解成“风险”，把“开放”理解成“漏洞”，把“依赖”理解成“脆弱”。
否则，人类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避免风险，我们不断减少联系；为了获得安全，我们不断制造不信任；为了防止全球化被利用，我们最终削弱全球化本身。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