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7日
近期，《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希望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记者和网红承担的传播功能不同。
网红最重要的问题通常是：“什么内容吸引人？”
记者最重要的问题则是：“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国博主来到中国，拍摄无人驾驶出租车、移动支付、高铁、夜市、无人机、机器人和城市灯光。
这些内容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们只能回答：“中国有什么？”
记者则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为什么出现？”“谁从中受益？”“谁没有受益？”“普通人怎么看？”“政府怎么决策？”“企业怎么运作？”“制度如何发挥作用？”“问题在哪里？”
一个外国网红拍摄的中国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外国记者调查的中国也可能是真实的。
前者是真实体验；后者是真实调查。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容易让外国人“看到”，却越来越难让外国人“调查”，那么信息越来越多，理解却不一定越来越深。对此，有些人看不到差别。
三、“网红在场”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局限
外国网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优势：他们可以提供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去中介化体验”。
它降低了传统媒体的“把关”作用，也降低了国家之间的传播壁垒。
问题也随之产生：“直接看见”不等于“完整理解”。
一个外国游客在中国生活十天，可以非常告诉世界：中国高铁很好。中国城市很安全。中国人喜欢什么食物。中国年轻人使用什么手机。
但他很难回答：中国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怎么样？地方政府如何运行？普通人遇到制度性问题怎么办？媒体如何进行议程设置？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怎样的利益冲突？这些问题不是旅游体验能够回答的。
如果国际传播越来越依赖“外国人亲自来看看”，实际上是一种体验型传播的强化。
记者的价值，在于把体验转化为调查，把个案放进结构，把现象放进背景。
二者并不是竞争关系。
恰恰相反，一个成熟的国际传播生态应该是：记者提供深度，网红提供亲近；记者提供问题意识，网红提供生活体验；记者帮助外界理解结构，网红帮助外界感受日常。
不能用后者替代前者。
四、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网红增加，而是记者减少
如果“网红增加”与“外国记者减少”同时发生，会产生什么结果？
外国网红增加，本身可能是一件好事；外国记者减少，则意味着一个社会失去了一部分外部观察者。
两者叠加之后，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国际传播生态：中国越来越容易被展示，却越来越难被调查。
如果一个国家越来越愿意接受那些能够展示其积极形象的外国内容创作者，却越来越难以容纳那些希望调查问题、接触不同群体的外国记者，那么最终形成的国际认知必然会受到影响。
网红说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是真的，但真实可以被选择。
如果这些事实成为外部世界认识中国的主要入口，那么另外一些可能同样真实的事实，就越来越难进入国际公共空间。
传播的偏差不一定来自虚假信息，也可能来自真实信息的不均衡。
五、国际传播真正需要的不是“正面内容”，而是“完整中国”
如果国际传播目标是让国际社会准确、完整、立体地理解中国，那么仅仅依靠网红远远不够。
一个国家不能只让别人看到自己希望被看到的部分，而是即使别人看到自己不希望被看到的部分，仍然有能力解释它、回应它，并通过持续互动建立可信度。
低水平的国际传播追求控制信息，较高水平的国际传播追求控制议程，而更成熟的国际传播追求参与认知形成。
控制信息，是尽可能决定别人能够看到什么。控制议程，是努力影响别人讨论什么。参与认知形成，则意味着允许外部社会进入、观察、质疑、比较，然后通过持续沟通，使对方形成更加完整的判断。
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改善吗？
答案可能是：传播技术在改善，传播生态却未必同步改善。
外国网红进入中国增加，意味着中国正在获得一种新的国际传播资源。
但与此同时，如果外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空间越来越有限，那么这种改善可能是传播效率上的改善，而不是认知质量上的改善。
从长期看，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让网红讲述他们看到的中国，让记者调查他们发现的中国，让学者研究他们理解的中国，让企业家讲他们经历的中国，让普通外国人讲他们生活中的中国。
然后，中国社会对这些不同版本的“中国”进行回应。
这或许正是今天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关键转折：从“如何让世界看到中国”，进一步走向“如何让世界在开放、真实和多元的互动中认识中国”。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