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两位学者称之为“功能失调”而非“功能”，是因为他们关注这种传播后果可能产生的社会代价。公众并非因为完全无知而不行动，而可能因为接触了大量信息，误以为自己已经充分了解问题、履行了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理论并没有断言大众传媒必然使人消极，也没有把这种后果解释为治理者有意实施的策略。它提出的是一种可能发生的社会机制。
二、从信息麻醉到娱乐分心
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公众面对的已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持续输入，还有短视频、网络游戏、明星娱乐、搞笑内容以及算法推荐所构成的注意力竞争环境。
当代学者开始直接研究娱乐内容对公共参与的影响。2023年，约尔格·马特斯（Jörg Matthes）、拉斐尔·海斯（Raffael Heiss）和亨德里克·范·沙雷尔（Hendrik van Scharrel）发表论文“The Distraction Effect”指出，社交媒体上的娱乐内容越多，人们越不容易参与那些需要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娱乐内容还会分散政治信息的影响，使人们即使看到了政治信息，也未必因此更加关心政治，或进一步参与网络上的政治活动。
研究并未证明娱乐必然导致政治冷漠，但为娱乐内容可能分散公共参与提供了经验依据。
这一研究将经典麻醉功能推进了一步：麻醉公众的未必只是大量社会信息，也可能是持续占用时间与注意力的娱乐消费。
三、“奶头乐”：与麻醉功能有何关联？
“奶头乐”（tittytainment）经常被用于描述一种设想：通过廉价娱乐和消费满足公众的部分需求，使其沉浸于消遣，而不再积极关注社会结构性问题。
它与麻醉功能确有一个重要的交集：二者都涉及娱乐消费、注意力分配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
区别在于，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提出的是对大众传播社会后果的理论分析；“奶头乐”则经常被赋予更强的社会控制意味，暗示娱乐供给可能被用于安抚公众、弱化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前者不能直接证明后者，更不能仅凭娱乐内容丰富、公众参与不足，就认定存在有意识的社会控制。
但这一关联值得研究。尤其是在算法推荐与注意力经济环境下，平台往往有动力延长用户停留时间。即使没有任何主体明确计划“麻醉”公众，商业激励、内容分发机制和个人消费习惯也可能共同产生类似后果。
四、麻醉功能的客观效果：公众知道得更多，行动却未必更多
今天讨论麻醉功能，关键不在于简单批判娱乐，而在于考察信息和娱乐消费是否造成了三种脱节。
一是知情与理解脱节。人们浏览大量信息，却可能缺乏理解复杂问题所需的背景知识、时间与持续思考。
二是表达与行动脱节。点赞、转发、评论可以表达态度，但未必转化为持续关注、公共协商、社会监督或实际行动。
三是注意力与公共责任脱节。公共问题往往需要长期追踪，而娱乐内容不断更新，可能使注意力频繁转移，削弱公众持续参与的意愿。
这些结果未必源于有意设计，却可能客观上降低社会对复杂问题的持续关注，削弱公共讨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联系。
因此，评价大众传播的社会价值，不能只看信息供给是否充足、内容是否丰富、用户参与是否活跃，还应考察传播能否增进理解、支持独立判断，并促成有效的公共参与。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人们获得了娱乐，而是娱乐消费在何种条件下成为思考的替代品、表达的终点和行动的障碍。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