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 两位学者称之为“功能失调”而非“功能”,是因为他们关注这种传播后果可能产生的社会代价。公众并非因为完全无知而不行动,而可能因为接触了大量信息,误以为自己已经充分了解问题、履行了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理论并没有断言大众传媒必然使人消极,也没有把这种后果解释为治理者有意实施的策略。它提出的是一种可能发生的社会机制。 二、从信息麻醉到娱乐分心 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公众面对的已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持续输入,还有短视频、网络游戏、明星娱乐、搞笑内容以及算法推荐所构成的注意力竞争环境。 当代学者开始直接研究娱乐内容对公共参与的影响。2023年,约尔格·马特斯(Jörg Matthes)、拉斐尔·海斯(Raffael Heiss)和亨德里克·范·沙雷尔(Hendrik van Scharrel)发表论文“The Distraction Effect”指出,社交媒体上的娱乐内容越多,人们越不容易参与那些需要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娱乐内容还会分散政治信息的影响,使人们即使看到了政治信息,也未必因此更加关心政治,或进一步参与网络上的政治活动。...
2026-10-05早在1994年,王沪宁就以独特的政治文化视角,预见了中美外交博弈格局的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沪宁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在该书第116页写道: 上面这段话,是王沪宁1994年6月7日的日记。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美谈判时,美国不能总是要求中国让步,反而在需要中国时不得不自己让步。与东方大国打交道,美国需要学习新的方式,否则会不断在亚洲碰壁。 置于1994年语境下看,这段话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当时中国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王沪宁已预见到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中美博弈格局。他对中美外交风格差异的对比也切中要害:美国强调制度化操作与利益计算的“技术主义、实用主义”,而中国更注重灵活权变与“政治艺术”。他同时预言,美国若不调整思维方式,势必在亚洲屡遭挫折。这一判断在随后二三十年的中美互动中不断得到验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战略远见。 注:“[外交]”是《无界传播》编辑加的。
2025-09-23By Bi Yantao I. Concept and Basic Connotations of Human Rights On...
2025-12-10导语:少数孤勇者执炬照浊,撕开象牙塔内长久遮蔽的假象,一场关于中国学术生态的祛魅与觉醒,或正由“耿同学”的打假行动拉开序幕。 作者:石敢当 2026年5月16日发布 在精英光环笼罩、层级壁垒森严的中国高校学术圈,一位“普通青年”,以一己之力搅动了整个学界的风暴。他就是全网爆红的“耿同学”,一位肄业博士生,如今专注学术打假的B站博主。他跳出学术圈层的人情闭环,拒绝与潜规则同流合污,以AI数据分析、硬核证据核验、公开透明的网络发声,专盯国内顶尖高校的所谓“权威学者”,实名曝光论文数据造假、学术不端乱象,用普通人的较真,撕开了中国高校的学术遮羞布。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耿同学”完成五连发实名打假,瞄准学界金字塔尖的群体,被曝光者无一不是手握行政权力、国家级人才头衔、掌控巨额科研经费的学术精英。名单清晰可查: 第一位,同济大学原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其《Nature》顶刊论文被核查出图片重复、实验数据失真,最终被免去院长职务、降岗处分,成为首位被正式处理的学者; 第二位,南开大学原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国家杰青),其《Nature Cancer》论文中64组实验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违背生物实验天然随机性; 第三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发表于《Nature Cell Biology》的核心论文,被曝出图片挪用、数据可疑; 第四位,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国家杰青),顶刊论文存在跨图复制数据、实验图表拼接问题;...
2026-05-16Nuclear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remains a low-probability scenario. Yet when...
2026-05-31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2025-07-02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2026-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