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能够扩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却未必能赢得当地社会的好感；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这一挑战。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9日
经济投资能否转化为国家好感？长期以来，对外投资不仅被视为促进贸易、扩大经济联系的手段，也被寄予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期待。然而，投资规模扩大、项目落地和基础设施改善，并不必然带来当地民众对投资国的认同。
2026年5月6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研究文章《外国投资并不必然为中国或美国赢得人心》（Foreign investment is not making friends for China—or the US）。作者John F. McCauley、Margaret M. Pearson和Xiaonan Wang通过分析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探讨经济投入与当地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外投资能够提升投资国在当地的感知影响力，却未必改善当地居民对投资国的好感；类似现象同时存在于中国和美国的投资活动中。
这一研究对理解国际传播效果、国家形象形成机制及经济合作的声誉后果具有参考价值。
一、研究发现：影响力上升不等于好感度提升
研究利用非洲23个国家、750多个中国和美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地理位置数据，考察投资项目与当地居民对两国的认知和态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投资项目附近的居民通常更倾向于认为相应投资国具有影响力，同时对竞争对手的影响力评价相对降低。这说明，投资项目能够使投资国的存在更加可见，并改变当地社会对大国影响力的判断。
但影响力的提升并未自动转化为好感。研究发现，投资项目周边的居民，对中国或美国发展模式的好感度反而可能更低。换言之，一个国家可能在当地拥有更强的存在感，却未必因此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
这一区别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影响力、国家好感度和发展模式认同是不同的认知维度，不能将其视为同一指标。投资能够扩大一个国家的实际存在和感知影响力，但这种变化是否转化为信任与好感，还取决于当地居民如何理解和评价投资所带来的实际后果。
二、为何投资未能带来预期的声誉收益？
报告主要讨论了三方面的可能解释。
第一，就业和经济收益的预期可能落空。投资项目在宣布阶段往往伴随着对就业机会和当地经济发展的期待,但项目建成运营后，实际创造的就业岗位、当地居民获得的收益以及产业带动效果，可能无法满足这些期待。研究特别指出，在制造业和自然资源开发项目中，当地居民对就业机会的期待与实际获得的就业收益之间可能存在落差。
第二，外来投资可能引发对外部影响的担忧。当外国企业进入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时，部分居民可能担心外部力量对本地事务产生过大影响。不过，作者指出，这一因素的解释力并不像某些观点所设想的那么强，不能把所有负面认知都归因于地缘政治疑虑。
第三，腐败认知可能损害投资国的声誉。
研究发现，居住在外国投资项目附近的居民，往往更容易认为本国政府存在腐败问题。这提示：外国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不透明的交易、采购安排或特殊监管待遇，可能使投资项目被视为利益输送的载体，进而损害投资国的声誉。
上述发现说明，对外投资的社会评价并非只由投资金额、工程规模或项目的经济价值决定。项目如何落地、利益如何分配、承诺能否兑现，以及当地治理是否透明，都可能影响居民对投资国的判断。
三、中国与美国面临相似的声誉风险
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中国和美国置于同一分析框架，而不是仅仅考察中国投资的形象效果。
围绕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外界经常讨论商品质量、当地就业、环境影响以及中国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的海外投资也可能面临类似的质疑。研究认为，这些声誉风险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外国投资在特定社会和治理环境中可能产生的共同问题。
报告举例指出，津巴布韦一家华为支持中心附近的居民，对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评价较高，但该项目在提升中国影响力的同时，并未带来相应的好感收益。作者还讨论了利比里亚雪佛龙石油业务所涉及的腐败问题，说明美国企业的投资同样可能产生声誉成本。
这些案例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在所有投资项目上的表现相同，而是提示：不能仅凭投资国身份，就预先判断项目必然带来正面或负面形象效果。具体项目的运行方式及其社会后果，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考察。
四、对国际传播研究的启示
这份报告揭示了国家影响力与社会好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首先，国际传播效果需要多维评价。如果只统计媒体触达、项目数量、投资金额或国家曝光度，就可能高估实际效果。对外传播的评价还应关注当地居民的信任程度、合作意愿、发展模式认同，以及他们对具体项目的实际体验。不同指标可能呈现不同甚至相反的变化。
其次，国家叙事需要接受社会经验的检验。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外交表述强调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和长期伙伴关系，但当地居民也会依据就业、收入、环境和公共服务等实际体验形成判断。如果宏观叙事与日常经验之间存在落差，单纯增加信息供给未必能够改善认知。这里需要强调，报告并未直接检验宣传叙事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这一判断属于基于其研究发现提出的理论延伸。
再次，制度环境可能成为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条件。透明的交易规则、合理的利益分配、可核验的项目承诺和有效的反腐机制，不仅影响项目的实际运行，也可能影响当地社会对投资国的评价。经济合作由此不只是资金和技术的流动，也可能成为当地居民观察投资国行为方式和制度运行的窗口。
这一点与制度传播研究存在关联。制度不仅可以作为对外传播的内容，也可能通过实际运行及其社会后果影响公众认知。不过，制度传播的概念边界及其作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界定和经验检验。
五、对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启示
这项研究提出的问题更具普遍性：经济合作能够带来多大程度的国际认知收益，取决于项目本身是否创造了当地社会能够感知的价值。
一方面，应当重视投资项目的实际社会效益，关注当地就业、技能培养、产业链发展和公共利益，而不能仅以投资规模或工程建设成果衡量合作成效。另一方面，需要提高项目运行和利益安排的透明度，重视当地社会的反馈，及时识别承诺落差与潜在争议。
在国际传播评估方面，有必要将宏观国家形象与微观项目评价结合起来。全国性民意调查能够反映较广泛的社会态度，但具体项目附近居民的评价，可能与全国平均水平不同。只有将不同层次的证据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判断经济合作如何影响国家认知。
需要指出的是，这项研究以非洲23个国家为考察范围，不能直接推及所有地区；项目地理位置与居民态度之间的关联，也不应被简单解释为每个投资项目都会导致好感下降。不同国家的社会环境、项目类型和治理条件，都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
对外投资能够扩大一个国家的存在感，却不能保证它赢得当地社会的好感。国际传播的长期效果，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希望向外界传递什么，也取决于当地社会实际经历了什么，以及这些经验如何被理解、评价和传播。对这一关系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超越单纯的信息供给视角，更全面地认识国际影响力、社会信任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复杂联系。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