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是否真正有利于台湾,最终要看它能否转化为持久的安全、发展与社会福祉。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21日
近几年台湾选举呈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的表现相对稳定,但其政治主张并没有在所有选举中获得同等程度的支持。2024年,赖清德赢得总统选举,得票率为40.05%;与此同时,民进党在立法机构选举中只获得51席,少于国民党的52席。2025年,针对31名国民党立法机构成员的罢免案又全部未获通过。
这些结果说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但其政治主张并未形成台湾社会的广泛共识。
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民进党赖以争取选举支持的政治逻辑,是否也有利于台湾的长远发展?
评价这个问题,需要将选举利益与社会利益区分开来,将短期政治收益与长期战略成本区分开来。
一、台湾主体性:政治自主与身份对立并非一回事
民进党长期强调台湾主体性,这一政治主张有其社会基础。经过长期民主化,台湾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公共生活,台湾居民对自身政治前途的关注也具有现实合理性。维护民主制度、保障社会自主决定政治未来的权利,是台湾长期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但需要区分两个不同层面:一个是维护台湾社会的政治自主性,另一个是通过强化与大陆的身份区隔来建构政治认同。两者并不必然一致。
政治主体性可以建立在民主制度、社会参与和公共治理的基础上,不必以持续强化两岸敌对意识为前提。如果政治认同越来越依赖外部对立,社会就可能陷入一种困境:政治上的团结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对立对象,正常的两岸交流也容易被赋予政治忠诚的含义。
从长远看,台湾需要维护自身的政治自主性,同时保留不同政治认同群体之间的沟通空间。主体性不应成为社会排他性的理由。
二、两岸关系:安全政策不能忽视安全困境
民进党强调强化防务、深化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对两岸经济和社会交流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这些政策有其现实背景。台湾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客观存在,增强防卫能力、降低关键产业和供应链的单一依赖,也有一定的战略合理性。
但安全政策需要考虑互动后果。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指出,一方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从而引发对方的反制,最终使双方都处于更加不安全的环境。
台湾问题尤其具有这种复杂性。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军事活动和政治压力,会影响台湾社会的安全判断;台湾方面的政治表述、防务建设和对外合作,也会影响大陆对两岸关系的判断。
因此,台湾的安全战略不能只考虑自身采取了什么措施,还需要评估这些措施可能引发的外部反应。
强化防卫能力与维持沟通渠道并不矛盾。台湾需要避免的是,把安全政策逐渐变成单一的对抗逻辑,使危机管控、政治协商和社会交流失去空间。
一个值得重视的战略问题是:台湾能否在增强自我防卫能力的同时,建立更加稳定的两岸危机管控机制?
这比单纯强调强硬立场更有实际意义。
三、经济发展:产业优势不等于整体发展优势
台湾拥有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和较强的科技制造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特殊地位。民进党推动产业升级、加强与美国等经济体的科技合作、降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具有一定的经济安全考量。
但降低经济风险不等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安全关注的是供应链脆弱性、关键产业依赖和外部冲击风险;经济发展则还需要考虑生产效率、市场规模、产业协同、就业质量和收入分配。
如果为了降低地缘政治风险而改变产业布局,需要进一步评估调整成本,以及新市场能否提供足够的商业回报。
台湾面临住房负担、工资增长、青年就业、人口老龄化和能源供应等结构性问题。2024年欧洲议会研究简报在分析台湾选举时,就将这些问题列为重要的经济挑战。
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不能自动转化为整个社会的繁荣。产业优势需要通过技术扩散、产业协同、就业增长和公共政策,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收益。
台湾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如何维持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还包括如何避免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少数优势产业,以及如何在国际市场之间建立更具韧性的合作网络。
四、国际关系:国际支持不能替代战略自主
民进党积极发展与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的关系,努力扩大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这些努力为台湾争取国际合作、拓展经贸联系提供了机会。
但国际支持、外交关系和安全保障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国际社会可以对台湾表达政治支持,可以扩大与台湾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也可以关注台海和平稳定,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有关国家会在任何情况下承担相同程度的责任。
美国对台政策尤其需要准确理解。美国对台支持有其法律和政策基础,但美国并未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对台政策也有自身的战略边界。
因此,台湾不能把国际政治支持简单理解为安全保障,更不能将自身战略完全寄托于外部力量。
真正有韧性的国际关系,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实际利益和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台湾需要扩大国际合作空间,同时保持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独立判断能力。
五、社会整合:政治动员不能代替社会治理
这是评价民进党长期政治影响时尤其值得关注的方面。
民主政治需要竞争,但社会治理需要合作。选举期间,政党可以通过鲜明的政治立场、身份认同和情绪动员争取支持;执政之后,则需要处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
如果政党竞争长期围绕身份认同和外部威胁展开,政策分歧就可能被转化为政治忠诚问题,正常的政治协商也可能受到影响。
2024年台湾立法机构选举形成了没有单一政党占多数的格局。此后,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冲突持续加剧。2025年的大规模罢免行动又使这种政治对立进一步显现。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2025年对罢免行动的分析指出,这场政治动员与行政、立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密切相关,其失败也反映出民进党政治动员策略的局限。
当然,台湾政治极化并非民进党单方面造成,国民党和民众党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但执政党拥有更大的公共议程设置能力,也应承担更大的社会整合责任。
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不应要求所有人接受同一种政治叙事,而应当允许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在共同制度框架内和平竞争。
六、选举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的张力
以上问题实际上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政治传播现象:选举有效的政治叙事,不一定是长期有效的治理逻辑。
民进党近年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叙事体系,将台湾主体性、民主制度、外部安全和国际合作联系起来。这套叙事能够为选民提供相对清晰的政治解释框架,也有利于政党维持支持者的政治认同。
但政治叙事一旦成为政党争取选举支持的重要资源,就可能产生路径依赖。
当某种议题框架能够持续带来政治收益,政党就可能倾向于重复使用这一框架,即使现实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或者某些政策需要重新评估。
这会形成一种值得警惕的机制:政治叙事从解释现实的工具,逐渐变成筛选现实的框架;不符合既有叙事的信息和政策选择,可能越来越难以进入决策视野。
这并不是民进党独有的问题,而是现代选举政治普遍面临的挑战。但在两岸关系高度复杂、外部环境变化迅速的台湾,这种路径依赖可能带来更大的战略成本。
七、台湾需要什么样的长期政治战略?
评价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不能只看其是否有利于赢得选举,而应当考察其能否改善台湾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
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维护政治自主性与避免不必要的外部冲突之间,能否形成有效平衡。政治自主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
第二,增强安全能力与维持两岸沟通之间,能否形成相互支持的政策组合。防务建设不能取代危机管控,政治交流也不能忽视现实安全风险。
第三,产业竞争力能否转化为整体社会发展能力。台湾需要扩大产业基础、改善收入分配、解决住房和能源等问题,而不只是维持少数优势产业的国际地位。
第四,能否建立超越政党竞争的社会共识。涉及台湾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不同政治力量参与讨论,而不是随着政党轮替不断推倒重来。
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长期失衡,都可能影响台湾的发展空间。
结语:选举成功不是战略成功
民进党的政治主张并非没有长期价值。维护民主制度、增强防卫能力、拓展国际合作、推动产业升级,都有其值得讨论的政策基础。但这些政策的实际价值,取决于如何实施,以及能否兼顾安全、发展和社会整合。
同样,国民党强调两岸交流和降低紧张,也需要回答如何应对大陆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压力。交流本身并不自动产生互信,经济联系也不必然消除政治分歧。
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某个政党在选举中不断证明自己正确,而是形成一套能够经受外部环境变化、政党轮替和社会分歧考验的长期发展战略。
一个政党可以通过成功的政治叙事赢得选举,但只有当其政治主张能够转化为社会的长期安全、经济福祉和制度韧性时,选举成功才真正具有超越政党利益的公共价值。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