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传播学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传播学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Share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8.不要只讲成就。国际社会更关注问题处理机制。是否公开面对争议、是否具备纠错能力,比成绩本身更具说服力。

9.不要回避敏感议题。回避行为会被自动解读为默认。理性回应有助于控制叙事空间。

10.不要面面俱到。与其泛泛而谈,不如选择可持续议题,形成稳定样本,协助外界持续观察与验证。

11.不要重形式而轻内容。视觉包装只能吸引注意和辅助理解,但不能替代事实与细节。内容是第一性的,传播是第二性的。

三、受众与触达:从自我表达转向有效抵达

12.不要自说自话。重大传播行动前,应进行受众调研。传播不是表达自我,而是进入对方的问题结构。

13.不要假设海外受众天然理解我国发展逻辑。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需要在对方熟悉的概念体系中解释,否则难以进入其认知坐标。

14.区分受众层级。精英(政策圈、商业界、学界)与公众关注点不同。分众分层传播,才能产生结构性影响。

15.不要让官方成为唯一信源。多元表达能够降低“工具化传播”的观感。第三方与民间视角往往更具公信力。

16.不要陷入唯流量思维。互动数据(粉丝数、转发量、点赞数、评论数等)会影响算法排序,但不等于态度改变和信任建立。态度形成依赖长期积累。

四、机制与执行: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式做事

17.不要让国际传播成为灰色地带。必须在阳光下运作,依法合规,接受舆论、审计与纪律监督。规范运行本身就是提升国际可信度的重要方式。

18.不要各自为战。一省内部,外宣、外事、招商、旅文等部门须建立协同机制,统一议题框架、共享数据、协调节奏。对外呈现若相互割裂,会形成认知噪音,削弱整体可信度。

19.不要用行政指令替代专业机制。国际传播需要稳定团队与长期研究,而非临时任务化处理。价值立场与专业能力需要协同运行。

20.不要迷信头衔。跨文化沟通力、国际规则理解力与实际操作经验,比行政级别更重要。

21.建立效果评估与反馈闭环。摒弃唯流量导向,转向以“认知改变”“信任积累”“议题影响力”为核心的评估体系。建立海外反馈的收集、分析、响应机制——听得到回声,才能校准声音。

五、根基与支撑:传播的上限由治理现实决定

22.不要让传播脱离治理现实。制度运行是否稳定,规则是否透明,社会是否充满活力,决定对外表达的上限。能够被持续观察、验证、尊重的地方,才会在国际社会获得稳定位置。传播无法替代治理,只能放大或削弱其信号。

23.不要忽视制度透明度。规则是否清晰稳定,是风险评估的核心。制度本身即传播内容。

24.国际传播是双向互动。一个地区对内如何沟通、如何对待外部信息输入,本身就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

25.不要重宣传、轻服务。为海外企业、游客、留学生提供准确、可验证的信息,是信任建设的基础。言行要一致。

26.不要把招商等同于形象建设。企业决策更依赖法治保障、产权安全与政策可预期性,而非口号。

六、战略与协同:在宏观格局中找准自身位置

27.不要让传播脱离产业目标。国际传播应服务外贸、科技合作、文旅交流等具体场景,而非悬浮运行。

28.不要同质化竞争。各地应基于产业结构与区位条件形成稳定识别标签。模仿将削弱辨识度,导致资源投入边际效应递减。

29.不要被动应对舆情。应建立风险预判体系,在争议出现前准备好解释框架。

30.不要忽视国际结构环境。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媒体结构、平台规则与算法机制等,会对地方传播效果形成外生约束。地方层面的努力必须在宏观结构中校准预期,避免误判能力边界。

国际传播的底层竞争,从来不是技术竞争,而是可信度竞争。与其追求声量,不如建设信任;与其强调表达,不如夯实制度。

毕研韬系中国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冲突与和平、舆情及危机管理。

Related Articles

欧盟:更高级的传播,是重塑认知环境

欧盟正从关注“真假信息”,转向关注重塑认知环境:谁控制渠道、如何持续可见、信息如何被组织与扩散,正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0日 近年来,欧盟对国际传播和信息操纵的关注正在发生变化。它关心的不只是信息内容本身,还有谁控制传播渠道、信息如何被组织和扩散,以及一个社会的信息环境如何被改变。 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欧盟近年来持续发展的“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FIMI)框架中。 一、从“假消息”到“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对FIMI的制度化关注始于2015年前后。“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最初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活动,后来逐步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将中国等国家纳入观察范围。 与传统的“假新闻”概念相比,FIMI的范围明显更大。欧盟关注的并不只是某一条信息是真是假,而是外国行为者如何利用数字平台、社交媒体账号、网站、媒体渠道和不同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对信息空间实施有组织的影响。...

西方关注中国国际传播新形态:生活方式传播

中国正在从“被讲述”,走向“被体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9日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出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不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报道,也不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发布的内容,而是通过旅游、美食、城市生活、消费文化、科技产品、影视游戏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日常记录进入海外公众视野。西方媒体、智库和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方式演变的一个新现象。 一、从官方叙事到日常生活:西方注意到什么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这一变化的关注明显增加。《外交学者》曾撰文讨论中国软实力的新变化,特别关注时尚、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和生活品牌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这类传播不再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而是通过商业文化、社交平台和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散。从Labubu到《哪吒2》、从《黑神话:悟空》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文化和消费产品正在成为外国消费者认识中国的新入口。相关报道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美联社则关注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becoming Chinese现象。一些外国年轻用户开始模仿中国人的饮食、养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分享自己对中国城市、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由普通用户参与的文化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也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报》关注中国扩大免签政策之后外国游客数量增加的现象,并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通过亲身旅行观察中国,而不是仅仅通过本国媒体报道认识中国。中国城市、交通、饮食和消费环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学界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和外国影响者。202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外国TikTok影响者对美国公众中国认知的影响,发现外国影响者的传播互动程度较高,其相关内容能够对受众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欧洲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生活化和数字平台化的趋势。...

一位中国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专家

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依赖外国网红: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陷阱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7日 近期,《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希望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