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台湾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Influence》的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台湾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完成，并获得瑞典心理防御局（Swedish Psychological Defence Agency）资助，从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层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国际传播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呈现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结构性变化，即在保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传播执行层面不断扩展，参与主体显著增加。
一、从“中央主导”到“多层级参与”
报告指出，早期阶段，中国的对外传播主要依赖中央级媒体与国家机构，传播路径相对集中，主体较为单一。近年来，这一格局出现变化：地方层级开始被纳入国际传播体系，形成多层级参与的结构。具体表现如下：
一些省、市建立面向国际受众的传播平台或机构，承担内容生产、外语表达与对外渠道对接等功能。报告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组织形式概括为“国际传播中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s）。这些机构通常由地方宣传系统主导，整合媒体资源、外语人才与新媒体渠道，承担对外传播的具体执行任务。
这一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外传播不再完全依赖中央媒体，而是出现多个内容源与输出节点。
二、“集中控制”与“执行扩展”的并行
报告强调，上述结构变化并不意味着传播体系的去中心化。相反，中央层面对重大议题、核心叙事与政策边界仍保持主导作用。地方与各类机构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执行层面。
在这一框架下，可以观察到一种“分层运行机制”：
上层：确定传播方向、核心议题与基本立场
下层：根据不同国家与受众进行具体表达与内容生产
例如，在涉及国家形象、发展议题或国际争议问题时，不同主体在表述方式、案例选择与语言风格上可能存在差异，但总体框架保持一致。
报告据此提出，“Centralization+”并非去中心化，而是“集中控制下的网络化扩展”。
三、传播能力的具体变化
基于上述结构调整，报告归纳出三方面可观察的能力变化：
- 内容生产规模扩大。随着参与主体增加，对外传播的内容供给明显提升，覆盖议题更加多样。
- 在地化表达能力增强。地方机构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语境、媒体环境与受众偏好调整表达方式，从而提高信息的可接受度。
- 传播路径趋于多元。除传统媒体渠道外，更多内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合作项目与跨国传播网络进入国际信息空间。这使得信息来源呈现分散化特征。
四、分析框架：信息影响与认知安全视角
报告在方法上采用了欧洲政策研究中常见的“信息影响与干预”（FIMI）框架，将上述变化纳入“全球信息影响能力”的分析范畴。在这一框架下，传播结构的扩展被理解为影响路径的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分析路径本身具有明确的政策语境。不同研究传统对同一现象可能给出不同解释。例如，在中国官方表述中，上述变化通常被归纳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部分，而在该报告中，则更强调其在信息环境中的潜在影响作用。
因此，对该报告的理解，需要区分“结构性事实”与“框架性解释”。
五、时间线：渐进式演化而非突变
报告并未给出单一时间节点，但从相关政策与实践看，这一变化大致呈现为渐进过程：
2018年前后：机构整合与对外传播重要性提升
2020年前后：外部环境变化推动传播需求上升（如COVID-19带来的舆论压力）
2021年以来：地方层级参与明显增加，“国际传播中心”等形式逐步出现
2022年以后：多地相关机构常态化运作
整体来看，这一转型更接近“结构演化”，而非一次性制度变革。
六、结语：结构变化与认知解读
综合报告内容，可以将其核心判断概括为：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以中央媒体为主的单一结构，转向“中央主导、多层级参与”的网络化体系。
这一判断侧重于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的变化，对于理解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具有参考价值。同时，报告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也反映出不同研究主体在认知安全与信息影响问题上的关注重点。
在当前国际传播环境中，类似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描述变化本身，也在于揭示：
同一传播实践，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呈现出不同解释路径。
这一区别，已成为理解国际舆论互动与传播竞争的重要变量。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