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亚洲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Share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Influence》的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台湾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完成,并获得瑞典心理防御局(Swedish Psychological Defence Agency)资助,从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层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国际传播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呈现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笔者将其简称为“C+”)的结构性变化,即在保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传播执行层面不断扩展,参与主体显著增加。

China Media Project(CMP)是一个以研究中国媒体与传播体系为核心的独立研究项目,最初依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设立。近年来,其运作呈现跨地域特征,发布与研究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地点。这份报告是由CMP台湾办公室发布的。

一、从“中央主导”到“多层级参与”

报告指出,早期阶段,中国的对外传播主要依赖中央级媒体与国家机构,传播路径相对集中,主体较为单一。近年来,这一格局出现变化:地方层级开始被纳入国际传播体系,形成多层级参与的结构。具体表现如下:

一些省、市建立面向国际受众的传播平台或机构,承担内容生产、外语表达与对外渠道对接等功能。报告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组织形式概括为“国际传播中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s)。这些机构通常由地方宣传系统主导,整合媒体资源、外语人才与新媒体渠道,承担对外传播的具体执行任务。

这一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外传播不再完全依赖中央媒体,而是出现多个内容源与输出节点。

二、“集中控制”与“执行扩展”的并行

报告强调,上述结构变化并不意味着传播体系的去中心化。相反,中央层面对重大议题、核心叙事与政策边界仍保持主导作用。地方与各类机构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执行层面。

在这一框架下,可以观察到一种“分层运行机制”:

上层:确定传播方向、核心议题与基本立场

下层:根据不同国家与受众进行具体表达与内容生产

例如,在涉及国家形象、发展议题或国际争议问题时,不同主体在表述方式、案例选择与语言风格上可能存在差异,但总体框架保持一致。

报告据此提出,“Centralization+”并非去中心化,而是“集中控制下的网络化扩展”。

三、传播能力的具体变化

基于上述结构调整,报告归纳出三方面可观察的能力变化:

  • 内容生产规模扩大。随着参与主体增加,对外传播的内容供给明显提升,覆盖议题更加多样
  • 在地化表达能力增强。地方机构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语境、媒体环境与受众偏好调整表达方式,从而提高信息的可接受度。
  • 传播路径趋于多元。除传统媒体渠道外,更多内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合作项目与跨国传播网络进入国际信息空间。这使得信息来源呈现分散化特征

四、分析框架:信息影响与认知安全视角

报告在方法上采用了欧洲政策研究中常见的“信息影响与干预”(FIMI)框架,将上述变化纳入“全球信息影响能力”的分析范畴。在这一框架下,传播结构的扩展被理解为影响路径的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分析路径本身具有明确的政策语境。不同研究传统对同一现象可能给出不同解释。例如,在中国官方表述中,上述变化通常被归纳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部分,而在该报告中,则更强调其在信息环境中的潜在影响作用。

因此,对该报告的理解,需要区分“结构性事实”与“框架性解释”。

五、时间线:渐进式演化而非突变

报告并未给出单一时间节点,但从相关政策与实践看,这一变化大致呈现为渐进过程:

2018年前后:机构整合与对外传播重要性提升

2020年前后:外部环境变化推动传播需求上升(如COVID-19带来的舆论压力)

2021年以来:地方层级参与明显增加,“国际传播中心”等形式逐步出现

2022年以后:多地相关机构常态化运作

整体来看,这一转型更接近“结构演化”,而非一次性制度变革

六、结语:结构变化与认知解读

综合报告内容,可以将其核心判断概括为: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以中央媒体为主的单一结构,转向“中央主导、多层级参与”的网络化体系

这一判断侧重于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的变化,对于理解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具有参考价值。同时,报告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也反映出不同研究主体在认知安全与信息影响问题上的关注重点。

在当前国际传播环境中,类似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描述变化本身,也在于揭示:

同一传播实践,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呈现出不同解释路径。

这一区别,已成为理解国际舆论互动与传播竞争的重要变量。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 Articles

2025年美国涉藏重要政策文件:法案、报告与听证会

近年来,美国围绕西藏议题逐步形成由法律、年度报告、政策声明和国会监督共同构成的政策体系。与2024年《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生效后的立法高潮相比,2025年并未出台新的重大涉藏法律,但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通过年度报告、政策建议和监督机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体现出涉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化特点。本文依据公开资料,对2025年的重要涉藏政策文件进行简要梳理。 一、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2025年度报告》 2025年12月,CECC发布《2025年度报告》,继续设立西藏专章,对过去一年西藏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并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报告围绕宗教活动、文化保护、语言教育、生态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总结,同时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落实《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等既有法律。 与往年相比,2025年度报告延续了近年来的基本框架,没有出现重大调整,但继续将西藏作为CECC年度报告的独立章节,反映美国国会对华政策持续关注西藏议题。 二、美国国务院持续落实既有涉藏法律...

西藏国际传播:必须回应国际关切,这不是选择题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欧洲激辩“中国冲击2.0”:中国总理李强正面回应

2026年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明确表示,所谓“中国冲击2.0”并不存在,并提出应更多关注“中国机遇2.0”。这一表态并非偶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过去一年多来,欧盟内部围绕China Shock 2.0(中国冲击2.0)展开了持续争论。一边担忧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和工业技术竞争力快速提升可能对欧洲产业形成压力,另一边则认为,将复杂的全球产业变迁归结为“中国冲击”并不能真正解释欧洲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李强的公开回应,实际上也是对欧洲相关讨论的一次直接表态。 一、欧洲为何就“中国冲击2.0”激辩 与二十年前相比,欧洲今天面对的中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所谓“中国冲击1.0”,通常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凭借规模化制造能力进入全球市场,对欧美部分传统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就业转移、产业外包和区域经济失衡等问题。 “2.0”的提出,则反映出竞争格局的变化。 如今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纺织、家具或低端制造,而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备、储能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产业。...

西方为何总是误判中俄朝关系?

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