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亚洲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Share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这一变化意味着,各国对于安全的理解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未来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陆地、海洋和空中,也发生在数据网络、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平台以及全球基础设施之中。

安全问题正在从军事领域扩展为一个覆盖技术、经济、信息与认知空间的复合体系。

二、东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将香格里拉对话会视为中美竞争的重要舞台,但今年会议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越来越多东盟国家不愿意被简单纳入中美对抗框架。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是维持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尽可能保持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独立空间。

事实上,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级,东盟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被迫卷入大国对抗,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区域稳定都可能遭受冲击。

因此,本届会议中,“合作”“平衡”“开放”“包容”等词汇被频繁提及,而不是冷战时期常见的阵营对立逻辑。

这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塑造自身作为地区秩序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三、中国的“缺席效应”成为焦点

本届会议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中国国防部长连续第二年未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

中国此次派出的是由军事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而非以往由国防部长亲自率领的高规格阵容。许多与会代表私下讨论的焦点不再是“中国说了什么”,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来”。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高级军事官员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公开发言,一直是国际媒体关注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南海、台海等敏感问题上,中美代表之间的交锋往往成为会议焦点。今年这种场面明显减少。

从国际传播角度看,缺席本身同样会产生传播效应。

当一个关键行为体减少公开表达时,外界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推测其战略意图。结果可能不是减少关注,而是增加猜测。

因此,中国此次缺席所产生的讨论热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其实际发言内容可能带来的影响。

四、“战争之外的战争”进入主流战略讨论

本届会议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许多过去被视为技术性问题的议题,开始被纳入战略安全框架。

例如:海底电缆破坏、网络攻击、商业船队与“影子船队”问题、无人系统集群行动、AI军事化、信息操纵、经济胁迫、知战与舆论影响行动。

这些议题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往往难以明确归责,也未必达到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门槛。

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担心,未来冲突可能并非以正式宣战开始,而是通过长期、低烈度、持续性的压力逐步展开。

这种竞争模式既可能削弱对手,也能够避免直接触发全面战争。

从战略研究角度看,这意味着传统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五、台海问题从“显性议题”转向“隐性背景”

台海依然是本届会议最重要的战略背景之一,但与过去几年相比,相关讨论方式发生了变化。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在发言中继续强调印太地区安全挑战和中国军事力量增长问题,但明显减少了过去频繁出现的直接涉台表述。

然而,台海议题并未真正淡出会议。

事实上,本届会议讨论的许多核心问题——包括海底电缆保护、供应链韧性、无人系统、盟友防务合作以及灰色地带行动——都与台海风险存在密切关联。

换句话说,过去各方是在直接讨论台海问题本身,而今年更多是在讨论:如果台海发生危机,整个地区安全体系将如何应对?

这种变化说明,台海问题正在从一个单独议题逐渐演变为影响整个印太安全架构的核心变量。

六、中等国家开始尝试塑造秩序叙事

过去国际安全论坛的主导声音往往来自中美等大国,但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显示,中等国家正在积极争取更大的议程设置权。

许多中等国家不再满足于在大国竞争中扮演旁观者角色,而是希望参与规则制定、议题塑造和国际叙事建构。

这种趋势背后有着深层原因。

随着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上升,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仅仅依附于某个大国并不能完全保障自身利益。相反,通过积极参与规则讨论、倡导多边机制和维护地区稳定,反而能够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

因此,本届会议不仅是大国力量竞争的平台,也逐渐成为中等国家争取话语权的重要舞台。

结语:从军事论坛走向秩序论坛

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最大的变化或许在于:

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过去各方讨论的是舰队、战机、导弹和军费,而今天讨论的是人工智能、海底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规则体系、认知空间以及国家间信任。

这表明亚太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安全时代。

在这个时代,安全已经不再只是军事问题,而是技术、经济、制度、传播与认知共同构成的复合性问题。

香格里拉对话会本身,也正在成为观察未来国际秩序竞争逻辑变化的重要窗口。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 Articles

朝鲜修改宪法,调整了权力合法性表述

朝鲜不会变天,但基于现实考量,此次修宪做了重大调整。 作者:毕研韬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朝鲜2026年修宪调整了有关国家领导人、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宪法表述。其重要性不只在于权力配置发生变化,还在于朝鲜如何通过宪法解释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依据、制度依据与现实目标。 一、宪法做出哪些重大修改? 根据2026年5月公开披露的修订文本,朝鲜此次修宪涉及如下重大调整。 1.增加国家领土条款,删除部分统一表述 新宪法首次明确规定国家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接中国和俄罗斯、南接大韩民国的陆地,以及以此为基础划定的领海和领空。 与此同时,宪法删除了有关“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部分表述。这与金正恩2023年底提出将朝韩关系界定为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方向一致。 2.明确国家元首地位,调整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配置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国家元首,并进一步规定其相关权力,包括高级官员任免权及对最高人民会议决定的否决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会议原有的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规定被取消。...

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国应弥补“地方知识”短板:美国智库警示

文章建议,美国应将了解各国地方社会作为海外战略的重要基础,并改进地方信息的收集、分析与政策转化机制。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2日 2026年4月15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评论文章《弥合美国对华竞争中的地方知识缺口》(Closing the Local Knowledge Gap in U.S. Competition...

美国智库:东南亚华文媒体成中美博弈新焦点

美国智库试图引导世界从安全化视角审视东南亚华文媒体,并将其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新领域。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0日 2026年10月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报告《理解东南亚华文媒体生态》(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Language Media Landscape in Southeast Asia),系统梳理东盟11国的华文媒体生态。报告将中国相关媒体活动与外国信息操纵、区域安全及中美战略竞争联系起来,反映出美国对华竞争正在进一步延伸至东南亚的跨境传播网络与当地信息环境。...

2026年中国新成立5家国际传播学院

2026年以来,中国高校已成立5家国际传播学院、1家国际传播研究院。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8日 1.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推动学界与业界深度融合 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的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正式揭牌。该学院挂靠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旨在将新华社的全球传播网络、行业资源与复旦大学的学科优势相结合,探索人才培养与国际传播实践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于2025年8月组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的成立是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进展。 2.广西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突出面向东盟的区域特色 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揭牌成立,成为广西高校首所国际传播学院。学院聚焦国际新闻传播、跨文化沟通和东盟区域传播等方向,计划通过整合校内学科资源、深化校媒合作,培养适应中国—东盟交流合作需要的国际传播人才。 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 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将围绕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建设、全球舆情与决策支持、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等任务展开工作,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国际传播学院。 4.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学科融合 5月31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成立。学院以原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为主体,整合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依托学校多语种办学和传媒教育优势,以区域国别研究为支撑,重点关注全球南方及周边国家传播,推动国际传播与人工智能、数据资源及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