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2026年，Safran Safar Almakaty发表了一篇关于2000-2026年国际传播研究趋势的系统性文献综述。研究发现，情绪已经不再只是国际传播中的一个边缘话题，而开始与软实力、公共外交和国际影响力并列。
Ruta Kaskeleviciute、Andreas Nanz、Irina Dietrich和Jörg Matthes 2026年发表的成果显示，“情绪”已经不是偶尔出现在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变量，而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国际传播不是只“说了什么”，还有“以什么情绪说”“让对方感受到什么”。
二、这个发现并不新，但正在进入国际传播的核心
情绪影响判断，对此心理学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
Jennifer S. Lerner、Ye Li、Piercarlo Valdesolo和Karim S. Kassam在2015年《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发表的综述，系统总结了过去35年的情绪与决策研究。他们提出的核心结论非常明确：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而且这种影响并非完全随机，而存在相对稳定的作用机制。
换句话说：人并不是一个先收集信息、再进行理性计算、最后产生情绪的纯粹“信息处理器”。
情绪本身就参与判断。不同的情绪甚至可能让人以不同方式理解同一个问题。例如，恐惧容易让人更加关注风险和威胁；愤怒则可能强化责任归因和行动倾向。于是，同一个国际事件，如果被置于不同的情绪框架中，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判断。
这对于国际传播具有直接意义。一个国家可以告诉世界，“我们正在发展军事能力”，但国际受众可能把它理解为“这个国家正在增强自卫能力”，或者“这个国家正在扩大地区影响力”，甚至“这个国家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
真正决定理解方向的，并不只有事实本身，还包括受众进入这个事实时所携带的情绪和既有心理框架。
三、国际传播面对一个更早的问题：让受众产生什么感觉？
这就是“情感战略传播”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过去国际传播最常问：外国人知道我们什么？后来开始问：外国人如何看待我们？现在还应该增加一个问题：外国人对我们是什么感觉？
这三个问题并不一样。
“知道什么”是信息问题；“怎么看”是认知问题；“什么感觉”则是情感问题，而情感往往会进一步影响认知。
一个外国受众如果首先对某个国家产生信任，那么后续信息更容易被放进积极的解释框架。
如果首先产生怀疑，同样的信息可能被理解为宣传。
如果首先产生恐惧，原本中性的政策也可能被解释成威胁。
如果首先产生亲近感，那么一个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文化和社会故事就更容易引起兴趣。
所以，国际传播真正需要进入的，不只是受众的“头脑”，还包括受众的情感空间。
四、这解释了为什么“讲好故事”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无效
我们经常说国际传播要讲好故事，但问题是：什么故事能够产生情绪？
2026年6月，Sonja Blum、Johanna Kuhlmann和Nora Habelitz在《Policy Studies Journal》发表了一篇非常值得关注的文章How Do Policy Narratives Evoke Emotions? An Appraisal-Theoretic Approach。
文章进一步追问：叙事究竟通过什么机制产生情绪？
作者将政策叙事与心理学中的“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结合起来，强调叙事中的事件、行动者、因果关系和价值评价会影响受众如何理解一个事件，从而产生不同情绪。
这对国际传播非常有启发：国际传播不是简单地告诉受众“这是一个好故事。”
真正重要的是：你如何安排人物、因果关系、责任归属和价值判断。
例如，同样讲一个国际冲突，如果强调“谁威胁了我们”，容易形成恐惧；如果强调“谁伤害了我们”，容易形成愤怒；如果强调“普通人遭遇了什么”，容易形成同情；如果强调“大家如何共同克服困难”，则可能形成希望；如果强调“我们共同拥有怎样的价值”，则可能形成身份认同。
所以，故事不是情绪的外包装，故事本身就在组织情绪。
五、国际传播真正要制造的，不一定是“强烈情绪”
既然情绪重要，是不是越强烈越好？不是。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是简单地制造愤怒、恐惧或者兴奋，而是制造与传播目标相匹配的情绪。
如果目标是危机沟通，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愤怒，而是降低恐慌、恢复稳定。
如果目标是公共外交，可能需要的是亲近、兴趣和信任。
如果目标是推动国际合作，可能需要的是希望、互惠和共同责任。
如果目标是国家形象塑造，则可能需要尊重、好奇和认同。
因此，国际传播应该先问：我希望受众产生什么感觉？然后才问：我应该讲什么？
这是传播逻辑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是：我要告诉你什么→你应该怎么理解。
现在可以变成：我希望你产生什么感觉→什么信息和故事最可能产生这种感觉？
六、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情绪，可能不是“自豪”
很多国家在对外传播中容易把情绪理解为“自豪”，于是不断展示高楼、高铁、科技、经济增长、重大工程和国际排名。
这些内容可以提供信息，也可能产生惊叹，但它们未必能够建立长期的情感关系。
国际传播需要的情绪其实很多。
好奇，让受众愿意进一步了解。
惊讶，打破既有刻板印象。
尊重，承认对方的能力和成就。
亲近，发现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
同情，理解对方经历过的困难。
信任，愿意接受对方提供的信息。
希望，相信未来存在合作空间。
因此，国际传播的目标不应简单概括为：“让外国人喜欢我们”，更现实的目标可能是：让外国人愿意进一步了解我们。
因为“兴趣”往往是国际传播关系建立的起点。
七、如何制造情绪？第一步是理解受众
过去做国际传播，常常先问：“我们有什么内容？”
更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先问：“受众现在是什么感觉？”
例如，面对一个已经对中国存在强烈负面印象的受众，继续提供大量“正面成就”未必有效，因为受众可能已经处于怀疑状态。
此时，传播的第一步可能不是“让他认同中国”，而是让他产生一点好奇。
例如：“原来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是这样的”，“原来这里存在这样的社会变化”，“原来中国年轻人也面对和我们类似的问题”。
一旦好奇产生，受众才可能主动寻找更多信息。
因此，国际传播应该建立一个简单的情绪路径：
陌生→好奇→了解→理解→信任→合作。
不同阶段，需要不同内容。
八、第二步，是用“人”替代“国家”
国家太大，政策太抽象。人则不同。
一个外国人未必关心某个国家的宏观指标，却可能关心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如何工作、生活、恋爱、养育孩子、面对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人物故事具有特殊的国际传播价值，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天然的情感通道。
如果国际传播总让国家作为主角，很容易形成“国家对世界说话”。
如果让普通人作为主角，则更容易形成：人与人之间发生交流。
从国际传播效果看，这两者存在很大差异。
九、第三步，不要只展示“成功”，也要展示真实
国际传播最大的情绪资源之一，其实是真实感。
一个国家如果不断告诉世界“我们非常优秀”，受众未必因此产生尊重。
如果一个真实的人讲述自己经历过的困难，以及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反而可能产生更强的情感。
因为真实的困难能够让受众产生代入，真实的不完美能够增加可信度，真实的差异能够引发兴趣，真实的努力能够产生尊重，所以，国际传播需要特别警惕一种现象：自己感动自己。传播者觉得内容很重要、很感人、很有意义，并不意味着外国受众也这样认为。
真正需要测量的是：受众看到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感觉？这种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十、第四步，是把情绪目标纳入传播评估
国际传播的效果评估不能只有：曝光量多少？点击量多少？播放量多少？海外媒体转载多少？
这些当然重要，但它们解决的是“传播到了多少人”。
真正的问题是：传播之后，这些人发生了什么变化？
因此，可以增加一组情绪指标：
传播前：陌生、冷漠、怀疑、担忧。
传播后：好奇、理解、亲近、尊重、信任。
进一步，还可以观察：是否愿意主动搜索？是否愿意分享？是否愿意继续关注？是否愿意交流？是否愿意合作？
这样，国际传播的效果链条就可以从曝光→点击→阅读，
进一步变成：接触→情绪→认知→关系→行动。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效果。
十一、从“认知竞争”到“情感—身份竞争”
过去我们主要争夺：事实解释权，然后是意义解释权，进一步是认知塑造权。
现在还需要关注：情绪塑造权。
情绪继续向前发展，就会进入身份认同，最终可能影响关系与行动。
因此，一个更加完整的国际传播链条可以概括为：
事实→意义→情绪→认知→身份→关系→行动。
这并不是说认知已经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认识到：
认知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情绪而独立运行的过程。
国际传播如果只告诉世界“我们是谁”，还不够。
还需要让世界感受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更进一步：“我为什么应该与你建立联系。”
这可能就是“情感战略传播”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