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安全逻辑”无限扩张，每个人都在付出代价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处于什么地位，人人都在生存拼搏，但似乎生活依旧不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1日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相互依赖虽然会产生风险，但总体上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供应链、芯片、数据、传播、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投资甚至科研合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的视野。 安全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治理逻辑。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不存在真实风险。恰恰相反，全球化越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复杂，确实越容易产生新的脆弱性。 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问题都被纳入安全框架之后，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本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合作和谈判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交给安全逻辑处理？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再只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安全风险，而是安全化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一、安全意识增强，并不等于世界更加安全 安全化最初有其合理性。 全球化让国家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也让风险能够迅速跨越国界。一个供应链中断，可以影响全球产业；一次网络攻击，可以迅速波及多个国家；关键技术被限制出口，可能改变一个产业的竞争格局；数据泄露，也可能产生跨境影响。 因此，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脆弱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变化：从“哪些东西存在安全风险”，逐渐转向“哪些东西都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一旦这种思维成为主导逻辑，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外国企业、国际学生、科研合作、数据流动，一切都可能被视为安全问题。 安全的边界因此不断扩大，而安全边界越大，正常交往的空间就可能越小。长此以往，人类将被自己圈禁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于是出现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悖论：我们究竟是在消除风险，还是在不断扩大“风险”的定义？ 如果所有领域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那么最终可能出现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而是一个任何正常联系都需要首先证明自己是安全的世界。 二、全球化最大的价值，恰恰来自“相互依赖” 全球化并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没有风险才产生的。 恰恰相反，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相互依赖，通过分工合作获得更大的整体收益。...
声誉安全：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声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资产：它降低国际社会的判断成本，也降低国家在危机中的信任损失。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认知竞争、信任竞争和规则竞争的今天，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军事、经济或技术风险，也包括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它、信任它以及是否愿意与它合作。由此，“国家声誉”逐渐进入国际传播、安全与战略研究视野。 “声誉安全”（reputational security）并非新概念。早在2017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学者Nicholas Cull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对“软实力”理论的重要延伸。近年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声誉如何影响国际信任、政策合法性以及国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的目标正在从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转向维护国家声誉及其所产生的国际信任。 一、从国家形象到声誉安全 传统的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回答“世界怎么看我”。国家品牌研究进一步关注“如何形成积极印象”，软实力理论则关注这种积极印象能否转化为吸引力。 “声誉安全”提出：当国际环境出现危机、冲突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个国家能否依靠长期积累的声誉，维持国际社会对它的基本信任？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声誉并不是简单的知名度，也不是一时的好感，而是国际社会根据一个国家长期行为形成的相对稳定判断。 声誉的核心不是“别人听到了什么”，而是“别人根据长期经验相信什么”。 因此，声誉具有明显的累积性、关系性和时间性。一个国家今天的传播行为，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今天的舆论，也可能影响未来国际社会对其承诺、政策和行为的判断。 二、国际传播正在从“塑造形象”转向“积累信誉” 如果说国家形象更多关注“被看见”，那么声誉更关注“被相信”。 这要求国际传播发生三个变化。 第一，从“传播形象”转向“积累信誉”。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行为长期不一致，传播投入越大，反而可能扩大认知落差。真正具有声誉价值的国际传播，必须建立在可信行为基础上。 第二，从“争取好感”转向“降低不确定性”。国际主体对一个国家的判断，最终往往服务于行动决策：是否投资、是否合作、是否相信其承诺、是否愿意维持长期关系。因此，声誉的战略价值并不只是“形象好”，而在于能否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预期。 第三，从“回应舆论”转向“建设声誉韧性”。今天的信息环境高度碎片化，负面信息、错误信息和情绪化叙事都可能迅速扩散。一个国家不可能消除所有负面舆论，也不可能对每一次质疑都进行回应。真正重要的是，当危机发生时，国际社会是否拥有足够的既有信任来抵消短期冲击。这就是声誉的“安全功能”。 三、声誉为什么具有安全价值 “声誉安全”的核心，并不是让一个国家永远保持正面形象，而是使其在不利环境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信任储备和声誉韧性。...
被星宇解约的年轻人：瞄准企业软肋，开启新式维权
2026年夏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和107名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推上了舆论场。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星宇股份2026年招录了440名高校毕业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公司集中约谈部分员工。据多名毕业生反映，他们被要求在主动离职和调往生产一线之间做出选择，最终107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发布调查通报，确认了107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并指出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对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8月27日，星宇股份公开致歉，公布了包括求职生活补贴、住宿和进一步补偿在内的补救方案。 事情本来可以止步于此：企业道歉，员工维权，地方部门介入，舆论批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把维权的目光投向了境外。 一、年轻人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被解约意味着什么？ 不是简单地“重新找工作”。 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职业规划、求职节奏和人生安排都建立在这份工作之上。 更重要的是，应届毕业生身份具有特殊的就业价值。 部分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考试、校招项目以及一些人才政策，对应届毕业生有明确的资格要求或者倾向性安排。 因此，这场纠纷最刺痛人的地方，不只是107个人丢掉了工作，而是他们可能在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迫承担了一次巨大的机会成本。 对应届生来说，失去第一份工作，可能意味着整个求职路径被重新打乱。 这就是为什么“方法简单生硬”几个字格外重要。 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管理瑕疵。 它发生在一个议价能力最弱、又最看重第一份工作的群体身上。 二、年轻人开始寻找更给力的“规则抓手” 据报道，部分被解约毕业生整理劳动合同、录音等材料，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相关信息；还有人联系宝马、奔驰、大众等欧洲汽车企业的供应链合规渠道，并尝试向欧洲相关机构提供材料。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欧盟机构已经正式受理此案，相关欧洲企业也没有公开确认已经启动调查。 但如果因此认为这些行动没有意义，也低估了事情的变化。 关键不是“欧盟有没有立刻受理”，而是年轻人开始意识到，企业有自己的“软肋”。...
制造情绪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原因与方法
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2026年，Safran Safar Almakaty发表了一篇关于2000-2026年国际传播研究趋势的系统性文献综述。研究发现，情绪已经不再只是国际传播中的一个边缘话题，而开始与软实力、公共外交和国际影响力并列。 Ruta Kaskeleviciute、Andreas Nanz、Irina Dietrich和Jörg Matthes 2026年发表的成果显示，“情绪”已经不是偶尔出现在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变量，而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国际传播不是只“说了什么”，还有“以什么情绪说”“让对方感受到什么”。 二、这个发现并不新，但正在进入国际传播的核心 情绪影响判断，对此心理学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
在低信任环境中，国际传播的三条突围路径
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低信任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7日 公众不一定相信政府；A政府不一定相信B政府；不同国家的媒体不一定相信彼此；不同社会群体甚至对事实本身的认定都可能存在分歧。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统国际传播所依赖的一个基本逻辑——“先建立信任，再实现传播效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26年5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助理教授Aviv Barnoy在《Communication Theory》发表论文Trustles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liance in Low-Trust Environments，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概念：Trustles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无需信任的战略传播”或“低信任环境中的战略传播”）。 其核心问题非常简单：如果受众不信任传播者，传播还能不能促成合作、依赖和行动？ Barnoy的回答是：可以。关键不是继续要求受众“相信我”，而是通过传播设计和制度安排，让受众即使不完全相信传播者，也能让他们有理由采取传播者期待的行动。...
中美经济博弈2.0：“规则叙事”是关键
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正在超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制裁伊朗，本来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美国进一步要求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承担美国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美国是否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是：美国是否有权决定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中美经济博弈2.0的重要特征，它所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双边经济规则，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果某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受到美国制裁，与其开展特定经济活动就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中国的立场则是：美国国内法不应自动成为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的国际规则；中伊正常贸易关系的合法性，应当依据国际法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规则进行判断。 1.0讨论的是中美之间应该怎样竞争，2.0需要回答：国际社会应该依据什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程度变化，而是博弈层级的升格。 三、2.0真正争夺的，是国际规则的形成能力 国际规则竞争并不只是写出一套规则文本。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规则主张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进一步进入政府决策、企业合规、金融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实际运行。 美国的优势正在这里体现出来。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还拥有美元体系、全球金融网络、重要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跨国企业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形成的制裁规则，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向其他国家扩散。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正式宣布接受美国的规则。只要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不遵守美国规则会产生巨大风险”，美国规则就可能通过合规机制进入国际经济活动。...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25日正式启动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由此海南省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新增一支生力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6日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责日常运营。 这种由新闻媒体参与共建并承担日常运营的模式，与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科研机构、由高校负责运营的模式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前者将日常运营置于媒体体系之内，媒体可以对人员配置、资源投入、项目运行和成果产出进行较为及时的评估和调整，因而具有较强的过程控制能力。同时，媒体在选择高校共建负责人时，通常更注重其专业背景，因此一般会由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领导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共建机构，往往由校领导或学院负责人担任机构负责人。如果负责人并非该领域权威专家，那么真正的专家就可能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党政机关投入资源后，对机构内部的日常运行、人员使用和成果生产缺乏实时掌握和调整机制。因此，这类共建机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周明阳 发布：2026年8月25日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在海口正式启动，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受聘为该中心特聘研究员。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依托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开展日常运营。 中心将立足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深耕周边传播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和智库服务，为推动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美国公开讨论自身战力短板，传递什么信号？
美国战略界密集讨论弹药、军工和持续作战能力，表面是在暴露短板，实质是在向中国、盟友和美国国内同时释放一个信号：美国正在为可能的长期大国竞争提前补课。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5日 近期，美国多个重要智库和战略研究机构密集讨论美国军工体系、弹药库存以及持续作战能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越来越明确地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装备问题。为什么此时美国战略界集中讨论自身的战争能力？这些公开讨论又在向谁传递信息？ 一、美国战略界开始正视“持久战能力” 2026年8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报告《弹药告急：重建美国军工体系、威慑中国的两年冲刺》（Out of Ammo: A Two-Year Sprint to Rebuild the American Arsenal and Deter China），直接将美国的弹药库存和国防工业能力与对华威慑联系起来。 报告认为，美国目前的武器库存和生产能力不足以可靠支撑一场高强度的对华战争，特别是台海发生长期冲突的情况下。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在未来两年内迅速扩大弹药生产，并重建国防工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CFR讨论的并不是美国武器是否先进，而是能否持续生产和补充。 这一问题在美国战略界已经讨论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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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频繁卷入国家安全案件
过去几年，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越来越多具有华人背景的侨领、社区人士、议员助理、商人、地方政客甚至学者，被卷入“国家安全”相关案件。 徐北辰 供稿 2026年5月14日更新 这些案件涉及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政治影响力、跨境监控、技术情报、海外警务站、选举干预、军事情报以及华人社团网络等多个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案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涉案人员都有罪。很多案件仍存在司法争议，有些人否认指控，有些案件尚未最终裁决。 无论案件本身如何，一个更深层变化已经越来越清晰：海外华人网络，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各国国家安全视野。 这些案件涉及的只是极少数个案，并不代表海外华人整体，但其影响却波及海外华人群体。 美国：从“侨社”到“外国影响力” 美国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过去几年，美国连续出现多起涉及华人社区、中国背景网络以及“外国影响力”活动的案件。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纽约“海外警务站”案件。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相关华人社团人士协助中国相关部门，在美国从事“未注册外国代理”活动，并涉嫌参与针对海外异议人士的信息收集与联络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还调查了多个涉及福建同乡会、华人社区组织、中文媒体平台以及地方政治人物的案件。一些案件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更多与政治影响力、信息传播、社区动员以及外国代理人身份申报有关。...
2025年中国彩电销量降至近十年新低
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滑10.4%，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纪录。洛图科技（RUNTO）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市场品牌整机出货量为3289.5万台，同比下滑8.5%，创下近16年来的市场新低。在多重因素叠加共振下，中国彩电行业已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一、根本原因：内容吸引力下降，电视价值空心化 如果说智能设备普及是“外患”，那么最致命的内因是电视内容吸引力下降，这让大量高价值用户主动远离电视机。一位专业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不喜欢看电视的主要原因不是硬件问题，而是“内容服务没有吸引力”。 如今，很多精英家庭的客厅已经不再以电视机为中心，电视墙正在从家庭标配变为可选配置。2025年，“去客厅化”成为热门装修趋势，书墙、长桌办公区、亲子活动区取代了传统的电视背景墙。这是因为人们对电视播出内容缺乏期待——与其被推送同质化的影视剧和说教式的新闻，不如自主选择海内外流媒体服务，掌握内容控制权。 二、直接诱因：用户体验崩塌，消费者用脚投票 在内容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电视产品的使用体验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报告显示，现在全国电视机平均开机率仅为30.2%，创下近十年新低。回想2016年，开机率尚有70%，十年间电视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具体看，消费痛点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开机先看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已成行业标配，30秒算“良心”，1分钟才是常态，最长可达86秒。二是“套娃式收费”：想看热门剧集需充多个平台会员，年费合计超过2000元。三是“操作如走迷宫”：两套遥控器、复杂的层级菜单，老人小孩直呼不会用，年轻人也嫌麻烦。一位网友的吐槽精准概括了这种体验：“开机看电视堪比走迷宫，谁知道出口在哪？中间还有广告、会员，烦不胜烦”。艾媒调研数据显示，仅15.27%的用户每周开电视超过6次，25.57%的用户每周仅开1次甚至更少。 三、竞争替代：移动端全面挤压电视生存空间 洛图科技明确指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关数字娱乐产品正逐步取代电视在家庭娱乐场景中的核心地位。人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已超过4小时，而电视观看时长跌破1.2小时。年轻人群体中，73.6%优先选择手机娱乐，仅5.3%通过电视看直播。有线电视的用户也在持续流失，德勤报告显示，Z世代有23%、千禧一代有18%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取消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核心原因正是“别人播什么我们看什么”的模式已与用户的本能需求相悖。短视频、微短剧这种“短平快”的内容形态，更精准地捕捉了现代碎片化的时间，电视动辄五、六十集的传统剧集模式已被用户主动抛弃。 四、短期冲击：宏观环境叠加效应...
全球变局中的一苇：《战略传播前沿》于迷雾中举灯
文/唐摩崖 在信息爆炸而深度消散的时代，“注意力”早已取代资讯本身成为最稀有的资源。信息前所未有地多元，而世人也前所未有地困惑。当算法推送将世界切割为碎片，当情绪刺激取代理性思辨，那些浮嚣之下的真知灼见，反而成了最易被遮蔽的光芒。共筑一方可锚定思想的“认知静土”，正是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初心。 一、从“纲要”到“前沿”：一个学者的学术深耕 《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人毕研韬教授，是中国战略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位祖籍山东的传播学者，先后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留学，现供职于中国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他的学术之路始于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切体悟。大学主修英国语言文学的他，对文化间的沟通障碍深有体悟，本科毕业论文便是探讨跨文化交流。负笈英国后，他系统学习了传播学理论，开始痴迷于国际传播研究。 回国后，毕研韬结缘海南，而后加盟海南大学。在这里，他将战略传播研究推向深入。2011年，他与王金岭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首部系统探讨战略传播的专著——《战略传播纲要》，被学界认为“为我国进一步探索战略传播提供了宝贵的框架和见解”。此后，他相继推出《品牌之道》（主编，2012）等著作。截至2022年10月，毕研韬已出版著作12部16卷，在亚洲、美洲、欧洲的纸质媒体发表文章5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国家民委年度项目等数十项纵向及横向课题。 二、破土：公众号的前世今生 《战略传播前沿》这个名称，本身便承载着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数年精心耕耘，截至2026年5月10日，《战略传播前沿》公众号粉丝已正式突破1.2万人。在毕研韬教授看来，“万”在东方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万川印月”之境——每一道涓流，皆映同一轮皎月；每一位同道，都在喧嚣中守护同一份清醒。这不只是流量的刻度，更是智识火种在变局暗夜里的彼此辉映。 三、在迷雾中锚定思想：核心理念 《战略传播前沿》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追逐了多少热点、制造了多少爆款，而在于它始终坚持的一种姿态——以思想为刃，廓清认知迷障。 公众号的核心价值指向三个层面。首先是复元身心，于致虚守静中重返生命本真，葆有澄明以观照万象；其次是厚养智慧，在文明比较与历史纵深中淬炼认知，持经达变而洞悉本质；最后是澡雪灵明，破认知藩篱而纳百代精华，融东西智慧以契生命本真。 在公众号的理念表达中，战略传播被赋予了更为宏阔的内涵——以全球化视野洞察文明脉动，以战略性定力穿越信息迷雾。这并非流于高蹈的修辞，而是基于对时代困局的清醒认识：当旧秩序松动而新格局未立，浮嚣之中，最稀缺的并非信息，而是穿透迷雾的智慧。 四、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关注什么...
The Real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Growing Belief That War Is Inevitable
When people discuss risks in the Taiwan Strait, attention is usually directed...
德才兼备者，往往难容于组织/ Excellence Breeds Exile
文/石敢当 （By Shi Gandang) 如果你这个人能力强，人品好，三观又正，那么恭喜你，在组织里，你基本上混不好。 这是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名言，让无数网民点头称是。 If you are highly capable, of...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